摘要:王维和白居易同为隐士，却由于家庭背景、人生阅历及价值观念等因素的不同走出了不同的隐逸之路。从隐居动因的差异看，王维厌倦官场，白居易属于权变之术; 从隐居的方式看，王维注重大隐，白居易倡导中隐; 从隐居后的诗歌看，王维风格偏重田园，白居易钟情闲适。

　　关键词:王维; 白居易; 隐逸; 差异性

　　王维是盛唐山水田园诗人的代表。苏轼在《书摩诘蓝田烟雨图》中说: “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 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1］白居易是中唐时期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他曾以诗歌为武器，深刻地反映民生疾苦，无情地揭露封建统治者及其爪牙罪恶。同为隐士，王维与白居易两人却走出了不同的隐逸之路。笔者试从二人隐居的动因、隐居的方式以及隐居的诗歌等差异来做一番深入的探讨。

　　一、隐居的动因——王厌倦官场，白权变之术

　　王维与白居易隐居的表象都是为了避祸，而二人对待隐居的态度实属不同。王维厌倦官场的勾心斗角，阿谀奉承; 相对王维而言，白居易稍显成熟，深知人群中的斗争在所难免，将隐居作为一种权变之术。王维出生在一个封建官僚家庭。他年少多才，诗文、书画和音乐皆通，21 岁即中进士。开元九年( 721) 春，王维任太乐丞，负责音乐、舞蹈的教习排练事务。后因下署中伶人舞黄狮子犯禁受牵连被贬。开元九年秋，王维被贬济洲司仓参军，这是他仕途上遭受的第一次挫折。之后他开始感受到了官场的险恶，但因职卑位低，政治失意，王维此时就已经有了归隐山林的念头，不久他便弃官隐居。

　　开元二十二年( 734) ，张九龄出任中书令，慧眼识英才，二十三年( 735) 便将35 岁的王维提拔为右拾遗，主要向皇帝进谏和举荐贤良。王维作有《献始兴公》诗，称颂张九龄反对植党营私和滥施爵赏的政治主张。开元二十五年( 737) ，张九龄罢相，朝政大权落到口蜜腹剑的李林甫手中。李林甫忌文学之士，王维享有文学盛名，又是李林甫的政敌张九龄一手提拔，因此担心随时遭到暗算。令人出乎意料的是王维的官职得到升迁，迁河西节度府，任监察御史兼节度判官。保住了性命，却被逐出权力中心。昔日的政治热情和思想均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之后他开始隐居，由前期的向往开明政治，希望有所作为进而转入后期的日趋消极，作品的内容也由对现实生活的描写与对社会不满、揭露转变为写一些田园山水的诗作。

　　四十岁是王维前后思想的分界线。开元二十八年( 740) ，不惑之年的王维疲于官场喧嚣、应酬，厌倦官场生活的尔虞我诈，开始过着亦官亦隐的生活。正如他自己所说，一切为“无可无不可”，这种消极的人生观支配着他后期思想与诗歌的创作，所以这时候的王维纵情山水，陶醉山水，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的山水田园的闲适诗作。

　　白居易在贞元十六年( 800) 二月，考中第四名进士。贞元十九年( 803) ，经过“书判拔萃科”的考试，授秘书省校书郎，开始步入官场。官场的龌龊黑暗，加之校书郎工作的闲散，使作者发出了“万人行乐一人愁”( 《长安正月十五日》) 的感喟。宪宗元和元年( 806) ，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考试结果以乙等告终，调至盩厔县尉。

　　元和十年( 815) ，平卢节度使李师道秘密派人将宰相武元衡刺杀于长安城中大道上，白居易痛恨切骨，“武相之气平明绝，仆之书奏日午入”( 《与杨虞卿书》) 。此时他已非言官，权贵们怒其越职奏事，四处造谣诬陷白居易，遂被贬为江洲司马。“始得名于文章，终得罪于文章”，他由前期的积极、勇敢转入后期的消极阶段“世间尽不关吾事”。最终决定走一条“中隐”的道路———做地方官。在地方，天高皇帝远，没有排挤、诽谤和中伤，同样可以为国家出力，为百姓造福。与此相应，作品的内容改变为一些闲适、感伤的诗作。

　　白居易四十四岁被贬为江洲司马是其前后思想的分界线。将隐逸作为自己日常的处世方法，这是白居易在政治打击面前的一种权变之术。在被贬江州的岁月里，他不忘寻找复出之路。例如，元和十三年( 818) ，时任江西观察使的裴堪对白居易表示友好并有诗相赠，白居易心怀感动，回赠诗道: “他日秉钧如见念，壮心直气未全消。”［2］他期待复出的心理溢于言表; 同时深受儒道释三家思想影响的他也调整了自己的处世方法，对昔年的举措产生了今是而昨非的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