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董建萍，浙江省委党校，浙江 杭州，310012 董建萍（1955—），女，杭州人，浙江省委党校政治学／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教授。

　　内容提要：从积极方面看，1978年以来中国社会公正的基础发生了深刻变化，但是，社会公正方面的问题也不容忽视，如部分公民的权利义务不对称问题、社会分配不公问题、社会政策滞后问题、社会分化和精英结盟问题等。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将“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作为当下政策调整和法制建设的重点是适时而必须的。

　　关键词：社会公正/进展/问题/调整/政策

　　标题注释：

　　本文为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课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的社会公正问题研究》（Z04K02）部分成果。

　　如何评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公正问题，成为一个关系到今后发展方向的重要现实问题。

　　一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中国社会转型，同时包括两大层面：一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二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这是中国社会公正发展的基本背景。一个显著的但往往被忽略的问题是，当今中国社会公正的基础和需求，与27年前是截然不同的。在1978年，中国社会公正方面的主要需求是消除大面积的社会歧视，给人们以自主选择生活方式、自主进行经济社会活动的自由和平等权利。从这个意义上讲，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公正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

　　这些历史性的进步我们将它概括为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清除了“左的”政治歧视政策，社会平等的政治基础基本确立。

　　权利平等是社会公正的第一要义。中国1978年前的社会特点之一是，基于政治原因而形成的社会歧视严重存在。相当比例的社会人群由于政治问题和“阶级”分野被打入另类（例如：“黑五类”；各种反党集团、叛徒集团；各种机会主义分子或集团；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有上述“分子”的家庭成员、亲属、下级或仅仅只有某些联系的友人、同事；等等），他们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饱受歧视。消除由这种政治歧视所导致的对人民群众权益的非公正对待，恢复相关人群的平等权利和正常的社会生活，成为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拨乱反正的重大举措之一。

　　这些重大举措，对中国社会基本人权的落实具有转折意义。大约到1982年年底，全国共有约300万名干部获得平反，47万多名共产党员恢复了党籍，数以千万计的这些干部的亲属、因与这些干部有工作关系而受到株连的无辜干部群众，一并得到解脱。加上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原剥削阶级人员以及他们的家属、广大的知识分子阶层，恢复平等权利的社会成员人数至少再翻上一两番。

　　中国共产党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执政思路是上述政策的政治基础，新的政治路线超越了传统的阶级斗争观点，顺应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大规模群众性阶级斗争必将逐渐淡出的历史必然。这一路线调整和相关举措的深远意义，不仅在于还当事人以平等权利，而且实际上宣告了一个以“政治标准”标签人群的时代的终结，它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的人权水平，为日后的现代化建设解冻了无可估量的人力资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公正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