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社会活动是对象性的活动，自觉的人在改变对象之前首先要认识对象。现代社会话语体系建设也是这样，要构建它就必须先认识它，或者说在实际建构它之前，首先需要在观念中把它建构起来。

　　话语(discourse)是人类交往的前提条件，是主体间沟通交流的言语行为，即言说者和听说者在特定语境中通过语言符号系统而进行的思想或精神沟通。话语具有二重性，即物质属性和精神属性。现实中的话语由语言和言语组成，其中，语言是话语的物质部分，言语是话语的精神部分。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没有语言，言语就不能产生和出现，思想、情感就只是无法把握的人脑的机能；而没有言语，语言仅仅是无意义的字母、图画和手势。话语结构由物质符号系统构成，可以是文字、声波、手势等等，但不能简单把话语仅仅当成语言。关于话语和语言的关系，福柯曾说：“话语是由符号构成的，但是，话语所做的，不止是使用这些符号以确指事物。正是这个‘不止’使话语成为语言和话语所不可缩减的东西，正是这个‘不止’才是我们应该加以显示和描述的。”①福柯这段话的前半部分是正确的，即话语不仅仅是语言，它的内容比语言更丰富。福柯后半段话是不完全正确的，因为他没有肯定话语和言语在本质上的一致性。我们认为，话语是主体通过一定结构的语言符号传达思想、情感、意图的言语。话语就是言语，言语就是话语，它们都有口头形式(包括手势)和书面形式两种，都是主体的精神和思想的表达。

　　一般来说，除了极其简单的话语(如惊讶语、感叹语)之外，话语总是具有体系的。此种意义上的体系指话语的形式结构，如“主谓宾”等，这是语法学研究的对象。通常意义上的话语体系即本文讨论的话语体系，是思想理论的表现和表达体系，如新自由主义话语体系、新保守主义话语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等。话语体系是主体通过系统的语言符号，并按照一定的内在逻辑来表达和建构的结构完整、内容完备的言语体系。话语体系不仅是语言符号体系，更是言语内容和理论知识体系。现代社会的话语体系具备客观性、完整性、普遍性、程序性等特征。

　　话语体系是思想理论体系的表达。话语体系的客观性指话语体系表达的内容的客观性，即思想内容的客观性或言语的客观性。一种话语体系的存在和发展本身，就是其现实客观性的证明。这种客观性至少体现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话语体系描述的对象是客观的；二是话语体系客观地描述了对象；三是话语体系在客观描述对象的同时也真实描述了主体的想法。话语体系的完整性指话语是相对完整的、成体系的，纷然杂陈、毫无逻辑的零言碎语构不成话语体系。一个话语体系至少必须是“一组陈述，这组陈述为谈论和表征有关某一历史时刻的特有话题提供一种语言或方法”②。话语体系的完整性也就是其系统性。话语体系的普遍性指话语及其体系在一定范围内的普遍适用性。这种普遍性不是在福柯的“话语之外的事物没有任何意义”或德里达的“文本之外无他物”的语境中讨论的，而是类似于在哈贝马斯的“主体间性”的理论语境中讨论的，即强调话语体系作为交往行动条件的可行性，作为承载思想情感的符号系统的可理解性。话语体系的普遍性也就是话语体系的公共性。话语体系的程序性指话语内部结构的组合遵循一定的程序。话语体系作为人类文化的显性表现形式，与文化本身一样也是一种人为的程序。一个人任意敲击键盘出现的文字即使数量再多，也不构成话语体系。因为这些文字没有按照一定文化程序进行组合，不承载具体意义，没有表达出打字者的思想情感。

　　思想理论体系是人类生活实践的概括和反映，这种概括和反映需要一定的话语体系来组织和表达。广义的话语体系不是当代才有的，有人类生活实践活动，就会有反映这种生活实践活动的理论，进而也就会有相应的话语，并形成一定的体系。

　　人类的存在是一种社会性存在。社会是人类个体之间交往关系的总和，是主体之间交互作用的产物。人类要生存和发展，就需要不断进行生产活动。不论物质生产还是精神生产，都需要建立在社会交往的基础之上。社会交往是人在自觉意识指导下进行的活动。人类的交往需要中介和工具，这种中介和工具就是语言。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③语言的产生为话语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话语体系产生的现实基础是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工，因为只有在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工的条件下，“意识才能现实地想象：它是和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的某种东西；它不用想象某种现实的东西就能现实地想象某种东西。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④。意识构建了“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也就构建了相应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话语体系。

　　在社会发展中，作为思想上层建筑的重要内容和表征方式的话语体系，在民族和国家内部发挥着重要的凝聚、融合以及教化的功能作用。对于一个民族而言，是否使用统一的语言和话语体系来构建和表达民族文化，成为这个民族是否具有统一性的重要标志。正如恩格斯所言：“仅在方言上有差异的共同语言，便是共同世系的表现和证明。”⑤主体在生产和交往中，总是习惯以话语方式来判断他人与自己的社会关系。话语方式相同或相近时，认为主体间关系比较紧密；话语方式差异较大时，则认为主体间关系比较疏远。人们的社会关系由一系列主体间关系构成，统一的话语体系对于一个民族或国家提高凝聚力具有重要作用。马克思曾以路德的宗教提纲为例谈论这种作用。他说，在当时的德国，“骑士和市民，农民和平民，觊觎大权的诸侯和低级僧侣，隐蔽的神秘派和博学多才的、专写讽刺诙谐作品的反对派作家，他们追求的目标千差万别而又纷纭错杂，但路德的论纲一时却成了他们的普遍的、共同的语言，这种共同语言以出人意料的速度使他们团结起来。”⑥

　　话语体系在发挥凝聚和融合作用的同时，还发挥着教化的作用。这种教化也是实现民族融合和国家凝聚的重要方式。话语体系作为一种基本的文化方式，既是一种人为的程序，也是一种为人的取向。话语体系是人根据交往的需求创造的，同时又是影响人和塑造人的基本因素。话语体系发挥教化作用的主要方式是教育，对人的教育可以使人成为具有文化人格的人，成为可以按照特定话语体系进行言说的人。接受一种话语体系并按照这种话语体系进行言说，就表明主体接受了这种话语体系所指代的知识体系和价值观。当然，教育并不是话语体系唯一的教化方式。在当代，书籍、报刊、网络、电视等媒介都起着重要的教化作用。它们不断用占社会主导地位的话语体系来传播相应的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规范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节选自郭湛，桑明旭：《话语体系的本质属性、发展趋势与内在张力——兼论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的立场和原则》，刊于《社会科学总论》201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