姬德强

　　作为一个拥有跨学科理论来源和开放式学术色彩的领域，“跨文化传播”自创立以来，就吸引着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参与其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跨文化传播和交际研究日益兴盛，不仅有效扩充了传统外语教学、经济管理和新闻宣传研究的知识范围，而且十分贴切地回答着转型中国与世界相遇后所迸发的多重实践问题。换句话说，在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有效性方面，跨文化传播领风气之先。

　　在发表于2013年的《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思想起点》一文中，姜飞提出，“每一个对它（跨文化传播研究，笔者注）有兴趣的人都要思考，自己该从哪里登上跨文化传播研究这趟列车，能对这项研究作出什么样的贡献。”作为一个开放的研究领域，吸纳多种研究立场、路径和方法，应是跨文化传播研究持续发展的逻辑前提。因此，本文尝试着引入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视野，在丰富跨文化传播理论讨论的同时，也希望能对中国与世界相遇的结构性问题进行梳理。当然，这也是基于多位学者所奠定的理论贡献，比如赵月枝提出的“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姜飞对“跨文化传播的后殖民语境”的历史批判等。

　　知识的不同面向

　　跨文化传播研究起源于二战后的美国，服务于美国在建构战后世界秩序过程中的多方面需要。如1946年成立的Foreign Service Institute，该领域创始人Edward Hall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作为批判研究传统重要组成部分的传播政治经济学，也是诞生于这个宏观的社会历史背景中。与早期跨文化传播研究和实践在事实上“服务”于崛起的美国霸权地位不同，传播政治经济学批判更多地从世界反法西斯、反帝国主义和反殖民主义，以及西方社会内部的激进运动（赵月枝、邢国欣，2011）中吸取理论营养，更多地关注传播民主化的理论和实践可能，不管是在一国之内还是在跨国语境中。另一方面，与跨文化传播研究将焦点放在个体和抽象的文化体系的比较路径不同，传播政治经济学更多地关注结构性和主体性问题，如国家、市场和社会如何型塑传播和媒介环境等。所以，传播政治经济学和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兴起处于同一个历史时空中，只是价值立场、理论来源和与实践的关系有所不同，是历史的不同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