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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毛泽东创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文化基础
2015年11月16日 16:57 来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 作者:程美东 字号

内容摘要:毛泽东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创新,表现为他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都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与他合适地处理了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有很大的关联,这个观点至少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得到证明:一、中国文化在毛泽东的知识结构中占据重要位置,中国文化对其革命思想、实践的影响极其巨大;二、中国文化中士大夫文人的家国担当意识,直接决定了毛泽东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初衷和取向,即改造中国、救国救民;三、中国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具有很多的契合之处,如中国传统的大同社会理想与社会主义理想的契合、中国古代辩证思维方式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契合,等等。

关键词:毛泽东;中国;文化;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大同;实践;著作;学习;革命;民族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程美东,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1 程美东,男,安徽无为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内容提要:毛泽东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创新,表现为他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都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与他合适地处理了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有很大的关联,这个观点至少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得到证明:一、中国文化在毛泽东的知识结构中占据重要位置,中国文化对其革命思想、实践的影响极其巨大;二、中国文化中士大夫文人的家国担当意识,直接决定了毛泽东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初衷和取向,即改造中国、救国救民;三、中国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具有很多的契合之处,如中国传统的大同社会理想与社会主义理想的契合、中国古代辩证思维方式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契合,等等。

  关 键 词:中国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红色文化

  标题注释: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阶段性成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无论作为理论命题还是实践问题,都是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大背景下围绕如何实现中国现代化而发生的,是近代以来中国人从对自己文化的过度推崇、自信到一度失落、自卑、盲目推重西方文化,再到理性反思、注重中西文化结合、实现中国文化重生的过程,这个过程从根本上来看,就是如何逐步地实现对于外来文化、主要是西方文化“中国化”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就其外在形式来看,毫无疑问属于西方文化,它的传入和被接受,和其他西方文化思潮一样,都是中国人为了延续中华民族的整体生命,只不过其在内容上与其他思潮有根本的差异而已。所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被接受,要想实现在理论上的创造性再生和实践中的创造性转换,就必须要走“中国化”的道路;马克思主义要中国化,就必须要正确地处理好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毛泽东对于中国文化有深入系统的研究,具有深厚的中国文化素养和独到的体悟,他从中汲取了很多积极的因素,并将之完美地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使之能够在漫长的政治生涯中,尤其是在民主革命的实践中,总是能够在理论和实践层次都能高于一般中共党内领导人,从而实现了理论上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在实践上把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马克思主义化的双重使命。

  一、中国文化在毛泽东的知识结构中占据重要位置

  关于毛泽东的知识结构,他自己曾做过这样的评价:“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别人比我懂,少奇同志比我懂,恩来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陈云同志,特别是他,懂得较多。……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的懂得,还是懂得不多。……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①毛泽东之所以会在其晚年形成这样的知识结构,与其早年受教育的内容有关,与其长期革命实践的需要有关,更与其自身的兴趣爱好有关。

  毛泽东自小生长在中国传统文化浓郁的农村环境,无论是言谈举止、衣食住行,还是礼仪道德、价值观念,都深刻地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从1902年春天到1906年,毛泽东入私塾读书,先后在南岸、关公桥、韶山桥头湾、钟家湾、韶山井湾里就读,学习过《三字经》《幼学琼林》《论语》《孟子》《中庸》《大学》。1909年秋到1910年春,他又在韶山乌龟井、东茅塘私塾读书,阅读过《纲鉴类纂》《史记》《汉书》等书籍。在这期间,他对于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精忠传》《隋唐演义》等也有过涉猎②,甚至很感兴趣。毛泽东对这六年的读书生活有过这样的概括:“我过去读过孔夫子,五经四书,读了六年。背得,可是不懂。那时候很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③可以说,毛泽东在家乡所受的这些教育,不仅使得他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受到了中国文化的熏陶,关键是在知识上打下了良好的中国文化的根基。后来,毛泽东上了新式学校,但无论是在东山小学堂,还是在湖南省立第一中学、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他对于中国文化的兴趣和学习都没有放松。在一师学习期间,他对于自然科学不感兴趣,他坦言:“我反对自然科学列为必修课。我想专修社会科学。我对自然科学并不特别感兴趣,我没有好好地去学,所以大多数这些课程我得到的分数很差。”④从1913年到1918年,毛泽东在湖南一师学习期间,广泛涉猎中西人文社会科学著作,“凡先秦诸子、楚辞、汉赋、史记、汉书、唐宋古文、宋明理学、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和文章家顾炎武、颜习斋、王船山、侯朝宗、吴伟业、宁都三魏、汪尧峰等,及桐城派、阳湖派诸家,以及曾国藩等,都曾涉及”⑤。在此期间,毛泽东是把学习中国历史文化作为自己的第一位任务,这一点可以从他在1916年2月29日写给萧子升的信中得到明确的展示,“右经之类十三种,史之类十六种,子之类二十二种,集之类二十六种,合七十有七种。据现在眼光观之,以为中国应读之书止乎此。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惟此种根本问题,不可以不研究。故书之以质左右,冀教其所未明,而削其所不当,则幸甚也”⑥。他所列的77本书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是中国古代文人学士学习的首选,毛泽东将其突出为自己的学习内容就深刻地反映了他当时对中国传统文化迫切学习、了解的态度。参加革命后,毛泽东读马列的书逐渐增多。在1920年代,毛泽东所读的马列著作我们目前所知主要是马恩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十年内战时期主要有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两个策略》、列宁的《“左派”幼稚病》;延安时期主要有马克思的《资本论》、马恩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的《列宁选集》(多卷本)和《国家与革命》、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和《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以及《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同时还读过一些教科书性质的马列研究著作,如西洛可夫、爱森堡等合著的《辩证唯物论教程》,米丁等著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新哲学大纲》,李达的《社会学大纲》,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思想方法论》和《哲学与生活》。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忙于急迫而繁重的事务,从现有的资料看不出他系统而集中地阅读过多少马列著作。有关专家研究认为:“解放战争时期,经毛泽东批阅的马列著作,我们现在掌握的有两本,一本是《国家与革命》,一本是《‘左派’幼稚病》。”⑦新中国成立后,马列著作出版翻译越来越多,毛泽东读马列著作的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1954年,毛泽东又一次阅读《资本论》,以后又多次读《政治经济学批判》、列宁有关政治经济学论文十三篇等经济学经典著作,1958年他又下工夫研究了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但从现有的资料来看,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读中国文化书籍的数量,并不比阅读马列著作少。新中国成立后,他买了一套大字本的《二十四史》,约有4000万字,他硬是通读完了,有些部分还不止读过一遍。《资治通鉴》他读了17遍。此外,还读了中国历代《通鉴纪事本末》及《十六国春秋》、王夫之的《读通鉴论》等史书。他还喜欢看省志和县志等地方性史书。新中国成立后他对中国文学书籍阅读的数量和范围既大又广,他这方面的阅读大体分为四类:第一类为古代诗词;第二类为古文和古典小说,他最爱读六朝的骈文和唐宋八大家的散文,最喜欢看明清小说;第三类为现代文学,主要爱读鲁迅的著作;第四类为笔记小说和其他杂书,如《智囊》《笑林广记》《官场现形记》《聊斋志异》《容斋随笔》等。

  有人统计,在毛选四卷中成语典故来源中国古籍的非常之多,引用30条以上者有《左传》,20条至30条者有《论语》《孟子》《史记》《汉书》《朱子语类》,10条左右者有《大学》《中庸》《战国策》《后汉书》《三国志》《孙子兵法》《诗经》《晋书》《尚书》《老子》《易经》《国语》等⑧。

  毛泽东也读过一些自然科学的书籍,尤其是在建国后,但从总体上来看,自然科学类知识的阅读在他整个读书的内容中只占很小的部分。同样,对于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阅读也不是太多。

  通过上述对于毛泽东一生读书情况的大致梳理,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文化在毛泽东的整个知识结构中占有极大的成分。这个事实无可辩驳地说明,中国文化对于毛泽东一生的思想和实践具有重大的影响。这样的说法并不是否认马克思主义对于毛泽东的影响,而是说明毛泽东在学习马列主义的过程中,没有脱离中国的实际,没有脱离过中国的文化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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