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五四运动一九一九年》

　　1919年5月4日，一道“闪电”划破“夜空”。

　　那个飘摇的时刻，“是个无风的晴天，却总觉得头上是一天风云”（杨振声语）。弹指间，90年光阴飞逝，春风又一次来临，春光更加明媚，“头上”云开雾散。

　　5月4日，这是一个在中国发展进程中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一次又一次，它提醒我们回到那个令人热血沸腾的年代，回望那段让人感奋不已的岁月。

　　“五四”90岁了！护城河水依旧波光粼粼，青青杨柳依旧轻轻拂动，北大红楼依旧静静耸立，古老街巷依旧传出历史回声……尘封的记忆不会因久远而黯淡，历史却在反思和探索中变得丰盈。

　　“五四”90岁了！怀着“把旧中国改造为新中国”（毛泽东语）梦想的青年已是百年之身，“德先生”、“赛先生”已是我们熟稔的朋友，“少年中国”（梁启超语）已成“青春中国”，虎虎生气，凛凛生威。

　　永远的“五四”，青春的中国。曼妙春光中，朝阳和回忆穿越漫漫尘埃，映照中国挺拔的身姿。美哉！青春中国；壮哉！青春中国。

　　——编 者

陈漱渝

　　90年前的5月4日，北京爱国学生在天安门广场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吼声：“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们起来呀！”这是救亡的呼声，民族的呐喊。以“科学”与“民主”为旗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催生了五四爱国运动，五四爱国运动又进一步扩大和深化了五四启蒙思潮的影响。

　　“五四”时代是一个青年激情飞扬的时代，是一个青年命运与国家民族紧密相连的时代。列强侵凌，军阀跋扈，疮痍满目，民不聊生。面对黑暗现实，那些血气方刚的爱国青年“奋空拳，扬白手，和黑暗势力奋斗，受伤的也有，被捕的也有，因伤而死的也有，因志愿未达而急疯的也有。”（罗家伦语）勾践“卧薪尝胆”的精神，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精神，秋瑾“金瓯已缺总须补，为国牺牲敢惜身？”的精神，是涌动在他们血管里的民族血脉。“新世纪的曙光”，是激励他们上下求索的精神动力，使他们不至为光怪陆离的物质的闪光所迷惑。90年前那些有志于振兴中华的青年，有的提倡教育救国，有的提倡文化救国，有的提倡实业救国，有的提倡人格救国，有的提倡革命救国，主张各异，宗旨则一：救国。正是沿着爱国主义的阶梯，他们当中的先进分子才最终找到了救国的指南，攀上了真理的高峰。

　　这是一个重估传统价值的时代，反对因袭、崇尚创新的时代，发展个性、不断进取的时代。“从来如此，便对么？”——鲁迅笔下狂人的诘问，奏响了这个时代的最强音，于是，启蒙者从“仁义道德”的字缝里发现了“吃人”，从“三纲”“五常”的说教里发现了“专制”和“奴性”。在批判旧道德的过程中产生了新道德的萌芽，在反对旧文学的过程中，绽开了新文学的蓓蕾。被守旧派斥为“驴鸣犬吠”的白话诗闯进了诗歌的神圣殿堂；被国学家讥为“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的白话文成为了文坛的正宗。鲁迅不仅引进了为中国读者所陌生的短篇小说样式，而且他的小说每篇都在文体上有所创新，从不重复自己。他谆谆告诫读者：依傍和模仿决不能产生真艺术，真的新文艺的繁荣要靠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要有天马行空似的大精神。

　　这是一个博采众家、吸纳新潮的时代，“学术自由”成为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著名口号。1919年4月2日，北大校长蔡元培在致教育总长傅增湘信中重申了他的重要主张：“大学兼容并包之旨，实为国学发展之资。”于是，文学领域出现了白话文与文言文之争，平民文学与古典文学之争。史学界出现了质疑古史和经典的“疑古学派”。围绕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胡适与梁启超展开了辩论。围绕东西文化问题，东方文化派与新文化派进行了交锋。在思想和政治领域出现了问题与主义之争，革命与改良之争，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争……正是在论辩中逐步澄清了谬论，不断发展了真理。也正是在这种活跃的氛围下，青年毛泽东才摆脱了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影响，在1920年之后成为了马克思主义者。

　　在谈到“五四”运动的意义时，李大钊指出：“这是中国全国学生膺惩中国卖国贼的纪念日，是中国全国学生对于帝国主义行总攻击的纪念日”。因此，这一天被定为中国青年节。用今天的年龄观念来看，“五四”运动时期的很多前驱和骨干当时都是中青年：1919年，陈独秀40岁，鲁迅38岁，周作人34岁，钱玄同32岁，李大钊31岁，胡适28岁，刘半农28岁，傅斯年23岁，罗家伦22岁……他们同时也把振兴中华的希望寄托于青年。

　　在“五四”运动90周年的今天，我们可以告慰前驱者的是：当今中国已经作为发展中国家崛起，那种任人侵凌宰割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面对霸权政治，面对损害国家核心利益的做法，中国可以说不高兴，可以说不！但是，“五四”前驱者追求的目标还没有完全实现。“五四”的根须是深植于爱国主义精神的沃土之中。我们纪念“五四”，就要弘扬五四爱国主义精神，把先驱者的遗愿化为宏图！

　　（作者为鲁迅研究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