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来，围绕五四运动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肯定与诋毁兼而有之。守旧派抨击它数典忘祖，崇洋媚外，毁灭传统文化，使中国不再像中国；极左派则利用其激进的口号，鼓吹平均主义的小农式乌托邦；狭隘民族主义者把五四运动的爱国主义解释成盲目排外，特别是反对西方资本主义的一切;还有一些人则把中国随后多年的一些斯大林主义的经济体制归咎于五四运动后期思想的迅速向左转等等，不一而足。然而，五四运动的表现形式也许具有某些偏颇，但它所表现出来的民主主义、科学理性和崇尚自由的精神却是我们民族宝贵的财富，我们不能因此而抹杀其主导倾向的进步意义和前瞻性。

　　近百年来，五四精神一直是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精神力量，包括到现在它还在为我们的改革开放大业提供精神支持。五四精神一直为研究者所关注是理所当然的。

　　究竟什么是五四精神?学术界见仁见智。最早使用“五四运动”一词并专论“五四运动”精神的，是五四爱国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北京大学学生罗家伦。他在五四爱国学生运动发生当月26日出版的《每周评论》上，发表了《“五四运动”的精神》一文，指出:五四运动是中国学生的创举，也是中国人民的创举。他认为五四运动精神有三种，即学生牺牲的精神、社会制裁的精神和民族自决的精神，这三种精神事关民族的觉醒国家的存亡。第二年四月，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在一次演说中专门讲了什么是五四精神，他认为将五四运动的精神归结为爱国救国，显得过于一般，因为在此以前也有爱国运动，五四运动特有的精神是“直接行动”和“牺牲精神”。（陈独秀:《五四运动的精神是什么?》，《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518页。）很显然，他们二人所论的五四运动精神范围较窄，仅指五四爱国学生运动的精神。

　　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将五四运动的精神概括为反帝、反封建、爱国主义成为通用的看法。这主要是根据毛泽东主席的观点而总结成的。1979年五四运动60周年时，许多人强调民主与科学是五四运动的精神。对五四运动颇有研究的著名美籍华人学者，著有《五四运动史》的周策纵教授在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时将五四精神概括为三个方面:“爱国运动”、“以批判的态度重新估价一切”和“思想界的自由发展”。他也讲到:“五四的基本精神—提倡民主和提倡科学”。（周策纵:《论五四运动》，见《五四运动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香港大学中文学会编，1979年出版。）强调五四运动的批判精神以及民主与科学精神。学术界习惯把五四精神称为“科学”与“民主”的精神，这在一般意义上讲是正确的。应该说，“五四”时期的代表人物，确实高举了“德先生”和“赛先生”的两面旗帜，把它们作为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而且就五四运动的全景来看，这种界定也基本符合实际，因为五四运动中的任何一股先进的思想政治势力，都愿意把这两面旗帜作为前行的引导，而它在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中，也确乎发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力量，许全兴在《简论五四精神》中(该文收入《北京大学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根据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先进分子的言论和行动，对五四精神进行探讨，认为广义的五四精神包括爱国精神、民主精神、科学精神、创造精神和奋斗精神。这五个精神是相互渗透的，其中最基本的则是民主精神和科学精神。

　　1989年，适值五四运动70周年，五四研究出现新的热潮，这是人们就五四精神提出看法最多的一年，计有“用自由原则反对传统的权威主义”说，“启蒙运动代表的新文化”说，“人的觉醒”说，“人的重新塑造”说，“理性主义”，“开放容忍”说，“批判精神”说，“最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腐朽的资本主义文化……创造新兴的无产阶级的科学共产主义精神”说，在文化层次上体现出“要求从古典和谐思维转到近代对立思维”的精神说，“从政治上或思想上、文化上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精神”说，等等。其中有代表性的学者及其观点有:萧超然在《论五四精神与祖国统一》(该文收入《北京大学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中指出:“谈五四精神，常离不开对五四价值的政治取向或思想取向。从政治取向看，其所强调的五四精神是侧重于反对外国侵略、争取民族独立方面，而如从文化思想取向看，则所强调的是民主与科学的精神。不过尽管人们(包括海峡两岸)对五四运动的价值取向有所不同，因而对五四精神的认识也还不一致，在某些方面甚至大相径庭，尖锐对立，但有一个基本点是有共识的，即五四运动是爱国的，强调五四爱国精神的时代价值。蔡尚思先生认为不妥协地彻底地反对封建主义，这是“五四精神”的精髓。以“民主”与“科学”为旗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以思想启蒙为目标的文化运动；以反帝反封建为旗帜的“五四”运动，是以爱国救亡为目标的政治运动。而正是反对封建主义这一共同点，把两者迅速地合流在一起。（蔡尚思：《反封建是五四精神的精髓》，《五四运动与中国文化建设——五四运动七十周年讨论会论文选》，第52-62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韩凌轩则坚持“五四”传统应该是从政治上和文化上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精神。“五四”精英们从文化入手，实际上全面提出了中国进一步现代化的问题。他们提提出的德、赛二先生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关键。不仅如此，他们还第一次全面地提出了人的现代化问题。（韩凌轩：《五四传统与中国现代化》，《文史哲》1989年第4期。）很显然，他把五四精神放在中国现代化这样大背景上来进行考察，提出科学与民主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关键。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人仍旧探讨这个问题。韩国友认为五四精神直观地说是民主精神和科学精神，而它真正的核心是那种前所未有的民族意识的觉醒和忧患，先进的人们在不断地批判和选择中，苦苦寻找能使中国真正走向独立和发展道路的爱国主义精神。（韩国友：《爱国主义——五四精神的核心》，《准阳师专学报》1994.(3)。）谷方研究的视野则转向阐释五四运动的开放精神。他认为五四运动不仅是开放意识的积极成果，而且是开放意识的新觉醒。五四运动把开放精神灌输到思想的层面上，从而在中国社会引起了前所未有的思想震动和启蒙。在这种开放精神指导下产生的五四文化模式对以往关于古代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问题和关于中西文化的关系问题给出了正确的处理原则。（谷方：略论“五四”的开放精神，中州学刊，1992(3)。）周策纵先生认为“五四运动实际是思想运动和社会政治运动的结合，它企图通过中国的现代化，以实现民族的独立、个人的解放和社会的公正”，“五四运动的基本精神是抛弃旧传统和创造一种新的现代化的文明以拯救中国。”（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第490, 491页，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1996。）欧阳哲生指出:“五四运动实际上主要由两大思潮催化而成，即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这使得它发展并强化了两大观念一革命与民主，形成了与“五四”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大传统一激进主义的革命传统和自由主义的渐近传统。”（欧阳哲生：《胡适对五四运动的历史阐释》，《中国文化研究》1997年第4期。）有的学者还提出五四时代是创新的时代，集中体现在当时的先进分子具有强烈的创新意识和高度的创新精神上。他们在五四精神的指引下进行了各种实践活动，如宣传各种新思想，倡导民主和科学，树立马克思主义旗帜等，这些都闪烁着五四时期的创新精神。（张静如：五四时期是创新时代，中共党史研究，2001(2)。）

　　还有人提出“爱国、民主与科学和社会主义三种精神互相贯穿与互相联结”说，“爱国救亡、文化启蒙”说，“变革社会”说，以及“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自觉”说等新的意见。

　　我们看出，海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阐述了五四精神及其涵义，而且共同点是五四精神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息息相关，在近百年后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仍然可以发挥指导作用。

　　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对五四精神作出了高度的概括和评价，他高屋建领地指出:“八十年前的五四运动，是以一批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的爱国革命运动，也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这场运动，成为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新民主义主义革命的转折点……五四运动树立了一座推动中国进步的丰碑。它孕含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伟大精神，其核心是伟大的爱国主义。五四运动所体现的爱国主义的精神，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生动写照。”他指出爱国、进步、民主、科学是五四精神的卓越体现，它的核心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生动写照。因此，五四精神的的价值将光照千秋。

    （摘编自《近百年来国内五四运动研究回顾与前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