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大学者袁枚曾谈过:“古名士半从幕府出”。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这个特殊群体应当是历史最活跃的推动者,因为他们的社会属性、精神特质乃至社会地位,均介于人民和英雄之间,却兼有二者的特性。

　　养士之风

　　“上古逐于道德,中古逐于智力,现今逐于气力”。说这话的是韩非子,他是战国时期人,一般认为,他所指的中古,是春秋时期。

　　“百家争鸣”的春秋时期,是中国思想界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在群雄争霸的激烈斗争中,王公诸侯们认识到“士”是决胜的重要因素,“天下诸侯方欲力争,竞招英雄,以自辅翼。得士则昌,失士则亡”。因此,他们广收有学问、有技能的人,或精通法家、或通谋略、或精制造、权术、方术、辩术,甚至是会学鸡鸣、像狗盗之类人也为其所用。这种养士之风,在战国时期发展到了顶峰,代表人物是当时的“四君子”——赵国的平原君,魏国的信陵君,楚国的春申君和齐国的孟尝君。

　　有核心竞争力的门客往往为多家挣抢。这种情况下,贵族们打破了“贵贱尊卑”的社会秩序,“仁而下士”,而不能“以其富贵骄士”。因此,当时的门客中不仅有诸多破落的贵族子弟,比如韩非子,许多底层游民也因此脱颖而出,得到历史的破格提拔,其中就有“脱颖而出”这个成语的始作俑者——毛遂。

　　在赵国兵败长平,秦国大军兵临邯郸,国家危如累卵之时,毛遂的主人平原君准备出使楚国求援,想从3000食客找20个人随行,找来找去也只有19个人勉强能用,默默无闻的毛遂于是自我推荐,在平原君和楚国春申君的谈判陷于僵局时,挺身而出,一番慷慨激昂、有理、有利、有节的发言,扭转了局面。在招呼大家签字时,毛遂讥十九人曰:“公等碌碌,因人以成事也”。有高才便能够高调,那个时代真的很可爱。

　　据《史记·孟尝君传》的记载,那时的门客往往分为三等:有一技之长但不突出的,得几人共室,穿葛制衣服,食无肉无鱼;技能较好的有肉有鱼,有单独的房子;上等者不但独居食有鱼,而且上哪儿都有专车接送——至少享受现在的厅局级待遇。

　　信陵君为了结交看门的隐士侯赢,在闹市中和颜悦色地牵着缰绳站在一旁,等待侯赢和别人谈话完毕,才恭恭敬敬请他上车。燕国的太子丹是通过“节侠”田光的介绍才见到平民荆轲,太子丹“再拜而跪,膝行流涕”。贵族们这样恭谦风气,使许多埋名隐姓于民间的有识之士被重新发现。在门客社会中,人与人是平等的,任何人只要进人这个圈,至少在人格上都是独立的。

　　但到秦国“四海归一”后,中央集权制建立起来,门客们只能侍奉一个主子了。门客们没有了选择的自由,便失落了较为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精神。孟子说:“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而后世的游士门客服膺的人生信条却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如果不能“货与帝王家”就成为清客,依附豪门,以闲情逸趣取悦财势,打秋风,充串客,谓之“帮闲”。

　　中国士人的历史也随之由“四君子”时代进入“四大智库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