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之所以在五四时期“ 暴得大名” , 首先是因为白话文运动的倡导。由胡适所发动的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开展, 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思想文化的变革, 并且使胡适很快就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公认的中心人物。白话文运动不仅为胡适建立了不朽的声誉, 而且也充分代表了“五四” 时期中国思想文化以及价值变化的深度。白话文运动是中国现代文化转型的一个最明显的标志。周策纵指出: “ 从‘五四‘时代起, 白话不但在文学上成了正宗, 在一切写作文件上都成了正宗。这件事在中国文化思想、学术、社会和政治等方面都有绝大的重要性, 对中国人的思想言行都有巨大的影响。在某些方面看来, 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分水岭… … 这无疑是胡适对中国文化的最大贡献。” ① 这是从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变的一个关键。国民党领导人廖仲恺也曾经这样高度评价胡适所领导的五四白话文运动: “ 我辈对于先生鼓吹白话文学, 于文章界兴一革命, 使思想能借文字之媒介, 传于各级社会, 以为所造福德较孔孟大且十倍。” ②

　　一、晚清的白话文运动

　　我们不能将白话文运动视为一场语言内部的自足的变革, 白话文运动不能孤立地和单纯地从语言的内部来理解, 它是和中国整个现代的社会和生活的变化紧密地相联系在一起的。白话文运动作为中国语言的现代变革, 是和国家的现代化运动相联系在一起的。无论是“ 五四” 还是晚清的白话文运动, 都伴随着现代化运动的高潮。我们尤其可以看到, 白话文运动的高潮后面总是蕴藏着一个远为广阔的知识扩张和知识变迁的背景。在清末, 白话文运动明显地和“ 新学” 或“ 西学” 的知识涌入有关; 在“ 五四” , 白话文运动与新文化运动, 与“ 欧化” 或“ 西化” 结合在一起。与此同时, 伴随着白话文运动的兴起和发展的是现代大众传播媒介, 即报纸与期刊的成长与发达。白话文与现代大众传媒的结合, 形成了一个崭新的现代公共领域, 一代新型的知识分子与一个新的“ 文化霸权” 诞生与成长起来。从晚清到“ 五四” 的中国现代的白话文运动包含了中国现代知识觉醒和知识普及的现代化背景。五四白话文运动又是和国语运动联系在一起的, 在近代民族主义的潮流中, 中国被迫要求将不同的社会阶层组织到民族主义的普遍性的目标之中, 以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共同体, 作为对于西方帝国主义的反应。因此, 实际上现代白话文运动是与“新中国” 、“新文化” 的想象和创造互为一体的。

　　房德里耶斯说: “ 语言是最好不过的社会事实、社会接触的结果。它变成了联系社会的一种最强有力的纽带, 白的发展就是由于社会集体的存在。” ③ 欧洲文艺复兴以来, 现代民族国家的诞生, 资本主义的发展, 现代国语随之产生与形成了。现代国语即民族共同语的形成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是一个有机统一、相互影响的过程。也就是说, 语言的现代变革是和现代民族国家诞生与形成的过程以及现代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列宁在《论民族自决权》一文中指出:

　　为了使商品生产获得完全胜利, 资产阶级必须夺得国内市场, 必须使操着同种语言的人所居住的地域用国家形式统一起来, 同时清除阻碍这种语言发展和阻碍把这种语言用义字固定下来的一切障碍。语言是人类最吸要的交际工具; 语言的统一和语万的无阻碍的发展, 是保证贸易周转能够适应现代资本, 义! 雨真正自山广泛发展的最币要条件

　　中国现代语言的变革不仅体现了世界性的现代民族国家认同和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的普遍趋势, 而且更是由于迫切与直接的民族救亡与社会启蒙的要求。18 9 4 年甲午战败之后, 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深刻的危机意识, 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提出了“ 新民” 和“ 新中国” 的现代主题, 也即个人主体和国家主体双重构建的现代主题, 也就是汪精卫所谓“ 国民的国家” 的目标。国语不仅是教育普及的最有效工具, 而且也是民族认同的重要资源。它在建立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以及现代化的社会动员中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吴汝纶在《东游丛录》中引日本伊泽修二的话说: “ 欲养成国民爱国心, 须有以统一之, 统一维何, 国语是也。语言之不一, 公同之不便, 团体之多碍, 种种为害, 不可悉数, 察贵国今日之时势, 统一语言尤函函也。” ⑤ 卢惹章在《颁行切音字之益》中将言文合一和创建现代国语作为政治认同和普及教育的手段。他提出: “ ( 一) 统一语言, 以结团体也。” “ ( 二) 语言文字合一, 以普教育也。” ⑥

　　中国的民族主义首先就是一种现代的和西方的产物。与作为民族主义的特殊性相联系的却恰恰是现代化的普遍性问题。因为民族主义这种特殊性本身就是由现代化这种普遍性构建出来的, 中国的特殊性就是由世界的普遍性所构造出来的。也就是说, “ 五四” 时期, 在民族/ 世界的紧张的背景关系中, 中国的问题被转变为, 并且鲜明地凸显为现代/ 传统的问题。中国必须通过克服自己的特殊性达到与实现这种普遍性。因此, 在中国的现代性的内部存在着一种非常复杂和紧张的关系, 他们是要以一种普遍性的方法来达到一种特殊性的民族主义的目的。在现代, 中国政治上的民族主义( 特殊主义) 和文化价值上的西方化主义(普遍主义) 相伴而行, 并没有任何姐龄之处。在语言的现代化上, 从晚清到“ 五四” , 中国出现了一种“ 语音中心主义” 倾向, 这是一种以西方式的拼音文字为取向的普遍主义。这种语音中心主义建立在传统/ 现代的背景之上, 它扭转了将语言( 口语) 等同于俗, 文字(文言) 等同于雅的传统观念, 并且在进化论的理论背景下, 建立了一种新的价值结构: 汉字是野蛮落后的, 拼音文字是现代进步的。谭嗣同在其鲜明地体现了资本主义发展要求及其“ 冲决网罗” 的精神的《仁学》一书中表达了一种激进的自由主义和世界主义的精神, 并对认为阻碍了这种自由交流的汉字进行了猛烈抨击: “ 又其不易合一之故, 语言文字, 万有不齐; 越国即不相通, 愚贱尤难遍晓。更苦中国之象形字, 尤为之梗也。故尽改象形为谐声, 各用土语, 互译其意, 朝授而夕解, 彼作而此述, 则地球之学可合而为一。”⑦ 在清末, 卢慈章、王照、劳乃宣等人开始了中国新文字的创制, 与传统的象形文字不同, 他们所创造的是一种“ 切音新字” 。围绕巴黎《新世纪》, 吴稚晖等人提出了激进的废除汉字, 采用世界语的主张。胡适有关白话文的思考就是导源于清华留学生监督处钟文鳌“ 废除汉字, 取用字母” 的激进主张, 只不过胡适当时恰恰是为了批评这一主张。

　　正如拉丁文是欧洲中世纪教士们的专利品一样, 长期以来, 文言文也为中国士大夫所垄断。布鲁斯特在《中国的知识底奴役性及其解放方法》中指出:

　　古典的汉字, 必然发展了一种特殊利益阶级。不管哪个国家, 如果诵读和书写的能力只限于知识阶级i(l t er a yr l as t e ) 的时候, 那么, 这个阶级的人们就必然获得政权, 而且永远掌握着它。这个阶级的人们就是不去组织政府, 也会比一般人要高明些, 因此他们便牺牲了那些无知而且无告的群众, 去取得一切政治上的地位, 享受一切特殊利益。⑧

　　他认为, “ 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 是与社会结构和社会的价值系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⑨ 中国封建社会言文的分离与对立, 并不能够单纯从汉字本身的特殊性内部去寻找原因, 而是应该从社会的价值结构方面去进行分析与检讨。文言文的封闭性和稳固性是与士大夫阶级长期对于文化的垄断和作为统治阶级的社会事实相联系在一起的。然而, “ 天下” 世界观的破裂和“ 国家” 的凸现, 这种封建的等级制度和愚民政策已经无法应付现代世界民族生存竞争的形势, 中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生存的危机向传统的知识制度提出了质疑。正是在清末严重的民族危机中, 为了救亡图存和国家现代化的需要, 在实现广泛的社会动员的迫切要求中, 知识分子普遍感到了文言文的局限性和言文分离的严重后果。文言文在知识分子与广大下层社会之间形成了一条巨大的鸿沟。为了救亡图存和唤醒民众, 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 要求知识的普遍自由的流通, 破除知识的禁锢和垄断, 形成一个新的同质性的社会, 因此, 晚清的现代化要求和知识普及化运动导致了一场语文变革运动的发生。在《官话合声字母》的序言中, 王照不满中国“ 通晓文义之人百中无一, 专有文人一格高高在上” , “ 文人与众人如两世界” 的现状, 为了实现“ 政教画一, 气类相通” 、“ 朝野一体” 的现代政治思想, 以及适应现代社会政治动员和经济发展的需要, 提出了言文合一、教育普及的现代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