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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革命”与语言乌托邦 ——《新世纪》派“废除汉字”的语言变革主张及其理论资源
2015年04月26日 22:33 来源:《中州学刊》2007年04期 作者:刘进才 字号

内容摘要:1907年,留法学生吴稚晖、李石曾、褚民谊等在巴黎创办无政府主义刊物《新世纪》中文周刊,该刊物以近代以来流行的进化论作为自己的理论资源,并诉诸革命、公理等现代性的价值理念,发出了“废除汉字”、“径用万国新语”的语言变革主张,开启了打碎汉字传统、除旧布新的语言变革潮流。围绕“废除汉字”和实行万国新语的论争,足见当时不同的文化观念及思想背景在这一领域的呈现和碰撞。不管是国粹派基于民族文化留存所表现出的炽热的语言民族主义情绪,还是新世纪派以进化论相标榜、废除汉字以改造种性、世界大同的美好想象,都寄托了他们对于民族文化和未来社会的积极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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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1907年,留法学生吴稚晖、李石曾、褚民谊等在巴黎创办无政府主义刊物《新世纪》中文周刊,该刊物以近代以来流行的进化论作为自己的理论资源,并诉诸革命、公理等现代性的价值理念,发出了“废除汉字”、“径用万国新语”的语言变革主张,开启了打碎汉字传统、除旧布新的语言变革潮流。围绕“废除汉字”和实行万国新语的论争,足见当时不同的文化观念及思想背景在这一领域的呈现和碰撞。不管是国粹派基于民族文化留存所表现出的炽热的语言民族主义情绪,还是新世纪派以进化论相标榜、废除汉字以改造种性、世界大同的美好想象,都寄托了他们对于民族文化和未来社会的积极思考。

  关键词:进化;革命;语言乌托邦;万国新语

  作者简介:刘进才,男,河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一  

  当晚清士人进行点滴的汉字改良,迈着游移的步子在中国本土推行拼音字母的时候,远在法国巴黎的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废除汉字”、“径用万国新语”的革命性主张。

  所谓“万国新语”乃当时世界语(Esperanto)的别称,是由波兰语言学家柴门霍夫(Zamenhof,1859—1917)在印度欧罗巴语系的基础上、吸收欧洲各主要语言的优长于1887年创制而成。世界语一经产生,就颇得当时正盛行于法国和德国的无政府主义者的青睐,因为世界语者对于语言的想象和无政府主义者对于世界大同的理想在人类一元主义的框架中获得了不约而同的共鸣。第一届大会上柴门霍夫的慷慨发言即表明了这一令此后许多人为之奋斗不息的信念:“在我们的大会上,不存在强大的民族和弱小的民族;也不存在有特权民族和无特权民族……我们大家都觉得如同一个民族的成员一般,如同一个家庭成员一般……我们的大会为全人类的真正大同做了贡献。”①柴门霍夫试图通过世界语的推行达到人类之间的平等、自由、博爱和正义,世界语正可充当无政府主义者宣传无政府思想、联络全世界志同道合者的有力工具。

  作为一个幅员辽阔、方言杂多的多民族国家,中国自古就有梦寐以求创造大同语的理想,近代康有为曾主张“全地球语言文字皆当同,不得有异言异文”。因而,世界语的美好理想也自然吸引了中国的士人。世界语传入中国不外乎以下几个主要渠道:其一是通过俄国人1905年在上海开办的世界语讲习班,在此影响下中国于1906年组织上海世界语学社,开办夜校传授世界语②;其二是通过留日学生刘师培等在日创办的《衡报》和《天义报》,一方面宣传无政府主义,一面刊载有关世界语的记事和学习材料,刘师培等于1908年回国在上海创办了世界语传习所;其三通过法国,1907年,一批留法学生如吴稚晖、李石曾、褚民谊和当时中国驻法使馆商务随员张静江在巴黎创办无政府主义刊物《新世纪》中文周刊,大力宣传世界语。这三种渠道汇成的“废除汉字”的洪流尤以“新世纪”派最为强烈。

  《新世纪》创刊初期,一篇署名为“醒”的文章这样介绍世界语:“欲求万国弭兵,必先使万国新语通行各国。盖万国新语,实求世界和平之先导也。亦即大同主义实行之张本也。”③该文极力渲染万国新语谋求世界和平的重要功能,让世界语承载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倘若晚清士人在本土的改革实践主要付诸于富国智民的目标,而世界语的提倡者在此基础上又多了一层和平、大同、博爱的色彩。新世纪派人士对万国新语的推行寄予了深切厚望,认为“新语通行之后,各国便不致再有误会之事,误会之事既少,则战争之事可息。战争既息,则所谓大同之境界不难立致也。总之,吾辈宜以爱世界语为真爱,爱本国为私爱。若专私其所爱,而不知博爱,则非吾辈所取也。”④

  与晚清维新人士改革文字以求民族自强自新的情绪相比,新世纪派的世界主义色彩显然增强。它是中国固有的大同理想与无政府主义混合的产物,新世纪派认为:“今之无政府党、社会党,皆大同主义也。”⑤“无政府,则无国界;无国界,则世界大同矣。”⑥大约同时期的天义派人士也多从反对排满复仇的民族主义出发心仪于世界主义特有的普世情怀,刘师培称:“今日欧美日本党中,其抱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者,所持之点有二:一曰世界主义,一曰非军备主义,均反对本国政府持侵略主义者也。”“中国之民虽恒抱民族国家二主义,然持世界主义者亦复不乏。则亚洲各弱种由国家主义进为大同之团结,亦必为期不远。”⑦

  晚清维新士人的改革汉字、主张拼音文字并未根本颠覆汉字的地位,拼音文字和汉字可以“并行不悖”、“和平共处”。而新世纪派对于汉字的态度,则是革命性的,他们从文明/野蛮的二元对立观念出发,认为欧西文字较之中国文字优良,因而“彼之胜我者,我效法之而已。中国文字为野蛮,欧洲文字较良。万国新语淘汰欧洲文字之未尽善者而去之,则为尤较良。弃吾中国野蛮之文字,改习万国新语之尤较良文字,直如脱败絮而服轻裘。”从此,“野蛮”成为以后许多废除汉字者抨击汉字的普遍称号。对于欧西文字和方块汉字的认识,由简易/繁难之分到文明/野蛮之别的深刻变化,不但意味着新世纪派对于中国汉字的革命性态度,也显示了支持这种态度所依据的进化论的评价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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