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世纪的中国字拼音化思潮的一个学理基础就是把文字视为记录语言的符号，这是在西方的“言语中心主义”影响下产生的。但清代“小学”巳经发展出一套“因声求义”的理论，其中就包括了“文字起于声音”的内容，而近代学者在论证中国字拼音化趋势的过程中，确实使用了这些成果。这很容易使人认为传统学术巳经出现“声音中心主义”的趋势。不过仔细考察可知，传统的“因声求义”说是在六书系统下的训诂理论，并不涉及文字的性质问题；中国字拼音化的思潮却是要“因声造字”。二者基本取向完全不同。换言之新思想通过一种“继承”的方式“颠覆”了旧思想。必须把表面相似的观念还原到各自的文化语境中，才能在历史延续性的背后看到它们的实质性断裂。

　　关键词：因声求义 中国字拼音化 声音中心主义 历史进化论

　　废汉字、改用拼音文字的主张自世纪初出现，在新文化运动后蔚为风潮，此后一直不绝，直到世纪末才逐渐式微。其中一些反对汉字的理由是建立在特定的文字观上：即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汉字却是象形文字不能满足记音的需要因而是低劣的。这一观念无疑是受到了西人影响。德里达曾指出，西方文化有一种“言语中心主义（”倾向：在意义、声音、文字三者中，“言语与存在绝对贴近言语与存在的意义绝对贴近，言语与意义的理想绝对贴近”。文字是言语的记录是“中介的中介”，“外在”于意义。换言之，意义、声音、文字是层层推括、一线传延的关系。比较中国传统的文字观双方差异之大是很明显的。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叙》云：

　　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也，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远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益，万品以察。盖取诸‘夬’。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

　　如果文字源自对天地物象的摹写，则字形显然比字音更为重要。许慎当然没有否定声音的地位不过，“依类象形”的“文”是“字”的基础“字”又是“形声相益”的结果，故形体的重要性是声音难以比拟的。也就是说西人极重视的“声”，只是汉字的认知要素之一；西人很少关注的“形”，在许慎看来却是首先考虑的对象。

　　汉字认知的这些特征是建立在传统文化观念基础上。首先在意义、声音和文字的关系上，中国同时存在两种意见。扬雄《法言问神》篇云：“言不能达其心，书不能达其言难矣哉”这句话亦意味着书是用来达言、言是用来达意的，这是与西人同的一面。但又称：“言，心声也；文，心画也。”这里“言”与“文”似乎又各自直接对应于“心”，“意义”可以分别通过“语言”与“文字”两条途径表现出来，这是和西人相异的一面。综合来看，文字既是语言的记录，又可以不是语言的记录。

　　其次字形的优先地位是与“象”的概念密不可分的。③《周易系辞上》：“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是故夫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据此“象”的特点一是简要，以简驭繁；二是可见，以之达“意”，不必为“言”所拘，这与前引扬雄言是相通的。又《系辞下》：“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④许慎语显然出于此，却做了一处关键的修改将八卦和文字的发明联系了起来。⑤近代学者对此多有批评，以为八卦和文字无关。⑥但书阙有间此已是无法搞清的问题。比这重要的是，许慎这一修改体现了怎样的观念？这大概与“象”的概念有关不论是八卦，还是文字，都可归人“象”，而许慎正是由此角度切人问题的。

　　许慎这段话被广泛征引成为世纪之前最有影响的一种文字理论。这也和中华文化传统中的另一个特点有关即重眼学超过耳学。郑樵就曾以华梵对比的方式讨论过此问题：“梵人尚音”，“华人尚文”；“华以目传”，“梵以口传”；“梵人别音，在音不在字；华人别字在字不在音”；甚至说：“今梵僧咒雨则雨应，咒龙则龙见，顷刻之间，随声变化；华僧虽学其声而无验者实音声之道有未至也。”⑦类似的意见还有很多。晚清以后这一经验又因与欧美文化的接触而再次强化。康有为说“中国自有文字以来，皆以形为主”外国字则“以声为主”，“盖中国用目，外国贵耳”。①汪康年也曾引用明人王鏊《震泽长语》里的话：“梵人别音，在音不在字；华人别字在字不在音。故梵有无穷之音，华有无穷之字。梵则音有妙义而字无文采。华则字有变化，而音无锱铢。梵人长于音所得从闻人。华人从见人，故以识字为贤。”这里的“梵”，对汪康年来说，也就是康有为所谓“外国”。而汪氏认为，这即是“近人欲改华字为字母之义”。

　　这一倾向也对中国传统语文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王力指出：“古人治‘小学’不是以语言为对象而是以文字为对象的。”历代学者都不明白“文字本来只是语言的代用品。文字如果脱离了有声语言的关系那就失去了文字的性质”，故一向“重形不重音。③裘锡圭等也说，在近代以前，研究者中“很少有人直接以语言为研究对象绝大多数人不能正确处理语言和文字的关系。因此在‘小学’研究中形成了以文字统帅语言的局面。”④

　　唯汉字本是形、音、义的统一体字音在传统语文理论中并未被完全忽视相反宋元以下，特别是有清一代声音在小学中被提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地位。王力说清人段玉裁、王念孙认识到“文字既是代表有声语言的”，同音甚至音近的文字，便“有同义的可能”。这在中国训诂学上是个“革命”。⑤丁邦新也说现代学者“都知道文字只是用来记录语言的符号语言中相关的甚至相同的语词可能用不同的文字来记录。如果只看文字的话就会泯灭许多形体无法表达的语词之闾的关系。”但这是在西学影响下的结论中国传统学者“都以文字形体的研究为其间架，几乎没有几个人能够跳出文字的范囿之外”。王念孙却能提出“以音求义，不限形体”，可谓“清代语文学研究的最大成就。⑥胡奇光也指出，“从许慎到段玉裁研究文字的角度已从文字学观点向语言学观点过渡相应的研究文字的主要方法也就由就形以说音义转向就音以说形义”。⑦

　　以上诸家对“因声求义”说（以下简称声义说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而他们的根据与主张中国字拼音化的人士有共同之处即都强调文字是语言的记录。显然世纪以来的中国语言学已深受西方“言语中心主义”的影响。⑧另一方面，从线性发展的观念看，这一重耳学的倾向似乎又和清代“小学”存在一种传承关系。不少提倡中国字拼音化的学者都热衷援用清人成果作为论据，盖缘于此。直到近年，日本学者小森阳一还在段玉裁那里发现了“彻头彻尾的声音中心主义或俗语中心主义”。而前述几位学者的表述虽更有节制，思维方式则如出一辙。自然，对于深信进化论的人来说，这两者本来就是统一的：清人的研究成果与西人理论殊途同归恰好证明了其正确性。

　　但由于进化论对现代学者已成为一个不证自明的前提，也常将我们的研究导向一个早已“预定”的答案。倘尽力回到历史本身，同样的现象便可能展示出另一种关系。本文试图摆脱进化论的思路对近代的中国字拼音化思想和清代“以声求义”说的关联作初步探讨。⑩当然如同后文将要说明的，受到“言语中心主义”的影响未必就赞同中国字拼音化主张，但中国字拼音化无疑以最尖锐的方式反映了“言语中心主义”对中国现代学术的影响。不过，由于这一论题牵涉大量语言学专业知识，已远超笔者的学术修养，故本文多依赖专业人士的既成著作。笔者的意图是把有关现象放到更广泛的文化变迁视野中，讨论一种“传统”如何成为了自我颠覆的力量。这个过程并不是传统观念经过“辩证否定”而升华的过程毋宁是新思想通过“继承”的方式“颠覆”旧思想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