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17年1月1日的《新青年》上，胡适搞了个《文72学改良刍议》，首举文学革命的“义旗”，从“形式”和“精神”上提出文学革命的“八不主义”，此等史实皆为世人所能耳熟能详，但到其晚年，他称他对早年所提倡的所谓的八点主张都已记不清楚了，然而，他认为“八项中最重要的是‘用白话’”。（1）那原因他以前说过，就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写字的要笔好，杀猪的要刀快。我们要创造新文学，也须先预备下创造新文学的‘工具’。”（2）

　　文学革命的点穴处和出发点在于文字革命，内容革命的起步为形式革命，那么，文学革命的前提是文字革命，没有文字革命的努力和成功，遑论文学内容的革命？所以，“我们认定文字是文学的基础，故文学革命的第一步就是文字问题的解决。”（3）同胡适一样，“五四”精英对语言文字革命给予高度的重视，并为了文字革命的展开和胜利做出了不灭之贡献。鲁迅有云，“单在没有文字这一点上，智识者是早就感到模胡的不安的。清末的办白话报，五四时候的叫‘文学革命’，就为此。”（4）这次语言文字革命集中体现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那场激烈的“工具争夺战”中，正是这些“五四”前辈们的拼死力争，誓不退让，保证了在文学工具层面上的大获全胜，从而力保文学革命最后胜利的取得。

　　基于此，五四精英们在这场文字革命中对中国语言文字的理论探索、见解和主张就值得在这里加以整理、论述。这一论述并不限于他们对“白话文”的观点，更是包括了他们对“白话文”的“友军”，拉丁化、罗马化、大众化等语言文字的见解，本文通过考察以鲁迅与胡适为主将的“五四”精英们发动这场“语言文字革命”的三个动因来探求他们对语言文字革命的重大理论思考，并试图做出今天我们的反思。

　　文字造就了特权阶层与平民阶层的对立

　　鲁迅在讲文学史之前，先讲文字起源和演变是对的。他的《汉文学史纲要》的第一篇正是《自文字至文章》，“倘将记言行，存事功，则专凭言语，大惧遗忘，故古者尝结绳而治，而后之圣人易之以书契。”（5）鲁迅认为，这些书契“颇似为文字所由始”。

　　然而，“文字在人民间萌芽，后来却一定为特权者所收揽。”（6）文字符号的出现、各类知识的形成，本系归功于先民们漫长的生活和劳动的经验和实践，但一经采集、整理、发展，便为少数特权阶层所利用，进而又促成了少数特权阶级的形成。“对原始住民来说，知识就成了能够满足他们对于确定性的渴望的惟一合适的力量。作为知识的代言人，这就是知识拥有者的权力。”（7）胡适谈到读书的功用时说，“读书是求智识，智识就是权力。”（8）智识确能带给知识分子一种特别的权力，在中国古代，“知识就是力量”往往体现在一旦披上知识的华衮，就能优越并脱离于广大民众，实现孟子所谓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梦想。

　　所以，文字也成为“治人者”自我神圣化的“魔杖”，同时也成为“治于人者”摆脱“被治”的境地的一道屏障。这时，“文字”已不简单为一种语言的书面符号，而是一种权力者的象征，因为，它便促成了特权阶层（权力者和知识者）和平民阶级（广大处于社会底层的民众）的分化和对立。

　　文字促成了特权阶层的形成，这是因为中国文字具有一种神秘性，而正是其神秘性助成了特权阶层的“神圣性”。齐格蒙·鲍曼说得恰当，“必须经过超常努力，方能达到对神秘的和真正有价值之物的理解，永远是知识分子自我合法化之神话中的绝对必要的一部分。”（9）而文字正是一例。

　　因为文字是特权者的东西，所以它就有了尊严性，并且有了神秘性。中国的字，到现在还很尊严，我们在墙壁上，就常常看见挂着写上“敬惜字纸”的篓子；至于符的驱邪治病，那就靠了它的神秘性的。文字既然含着尊严性，那么，知道文字，这人也就连带的尊严起来了。（10）

　　胡适也注意到了这个现象。他认为中国有一个“我们信仰了几千年，却不自觉我们有这样一个伟大宗教”，即“名教”。何谓“名教”？“‘名教’便是崇拜写的文字的宗教；便是信仰写的字有神力，有魔力的宗教。”（11）所以，对中国人来讲，“任何成文材料，特别是从古代流传下来的文字，几被视为神圣之物。”（12）1926年，冯友兰发表《名教的分析》其中指出“‘名教’便是崇拜名词的宗教，是崇拜名词所代表的概念的宗教。”然而“冯先生所分析的还只是上流社会和智识阶级所奉的‘名教’，它的势力虽然也很伟大，还算不得'名教'的最重要部分。”（13）在中国文化中，起名、画符、贴标语、念经、写对联、避讳、叫魂等都是名教的种种表现。

　　由文字的神秘性带来了特权者的特权，特权者便竭力将中文的识写和作文困难化，并希图把自己封闭在权力大门之内，这在中国是个特例。五四精英们认识到了这一点，鲁迅说，“古时候，无论那一国，能用文字的原是只有少数的人的，但到现在，教育普及起来，凡是称为文明国者，文字已为大家所公有。但我们中国，识字的却大概只占全人口的十分之二，能作文的当然还要少。这还能说文字和我们大家有关系么？”（14）基于这样的识字比例，鲁迅认为“中国现在等于并没有文字”，这个判断虽然惊人，但却不无道理，因为所谓文字没有为绝大多数国民所能掌握和享用。胡适的看法亦如是，他说，“在古代社会中，最大多数人是和文字没有交涉的。做文章的人，高的只求绝少数的‘知音’的欣赏，低的只求能‘中试官’的口味。所以他们心目中从来没有‘最大多数人’的观念。”（15）

　　古人云：“民可使由，不可使知”，古人又云：“不识不知顺帝之则”，这与以后我们所说的“知识越多越反动”的道理是相通的，统治者愚民政策正是他们的“牧民术”，他们要百姓永远愚昧，永远麻木，永远顺从，而博得自己的永远吸膏，永远淫逸，永远享受，使老百姓永远“不死不活”，“要服从作威就须不活，要贡献玉食就须不死；要被治就须不活，要供养治人者又须不死。”（16）到20世纪初，国门被打开后，那种封闭自足的美梦被打破了，国事阽危，时时有栋折榱崩73之势，这使得忧心于国事的知识分子内心忧焚，他们明白要救中国，没有广大沉默而愚昧的国民的觉醒，否则便是空话。戊戌变法领袖之一王照便奉告当道者云，“富强治理，在各精其业各扩其职各知其分之齐氓，不在少数之英隽也。朝廷所应注意而急图者宜在此也。”（17）正是广大民众的无知识、低素质直接影响到国家的近现代化，而文字、文言之难正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于是文字改革显得势在必行。“当时也有一班远见的人，眼见国家危亡，必须唤起那最大多数的民众来共同担负这个救国的责任。他们知道民众不能不教育，而中国的古文古字是不配做教育民众的利器的。”（18）另一位文字革新家劳乃宣在《进呈简字谱录折》中说，“今日欲救中国，非教育普及不可；欲教育普及，非有易识之字不可；欲为易识之字，非用拼音之法不可。”（19）胡适后来总结到白话文运动时说到当初白话文运动的目的时也说到这一层意思，他说，“国语运动最早的第一期，是白话报的时期。这时期内，有一部分人要开通民智，怕文言太深，大家不能明了，便用白话做工具，发行报纸，使知识很低的人亦能懂得。”（20）于是，“不管是提倡革命的政治家，还是主张从教育入手的比较温和的改革者，其采用白话撰述，都是把识字无多的大众作为拟想读者。”（21）这是他们发起语言文字革命的一个直接触因。

　　于是，他们对与民众无关的文言文和方块汉字发难了，而文字革命目的正是要将文字从特权者的“白手套”中夺出来，交给一切人。然而中国文字却与大众无缘，矢志于“为大众”的人生理想的鲁迅对与无文无缘的民众抱以深切的同情，他在《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里说“因为中国的象形——现在早已变得连形也不像了——的方块字，使农工虽是读（22）书十年，也还不能任意写出自己的意见来”。同样对欧洲人来说，“欧洲人虽出身穷苦，而也做文章；这因为他们的文字容易写，中国的文字却不容易写了。”（23）他在《阿Q正传》俄文本序中愤慨地说，“我们的古人又造出了一种难到可怕的一块一块的文字；但我还并不十分怨恨，因为我觉得他们倒并不是故意的。然而，许多人却不能借此说话了，加以古训所筑成的高墙，更使他们连想也不敢想。现在我们所能听到的不过是几个圣人之徒的意见和道理，为了他们自己；至于百姓，却就默默的生长，萎黄，枯死74了，像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已经有四千年！”（24）

　　“不十分怨恨”似乎是假的，因为他对中国的文字批评极不留情，咒诅着文字的灭亡。他认为“汉字和大众，是势不两立的。”（25）并将汉字喻为“结核”，“方块汉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不但劳苦大众没有学习和学会的可能，就是有钱有势的特权阶级，费时一二十年，终于学不会的也多得很。”“所以，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26）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为了这方块的带病的遗产，我们的最大多数人，已经几千年做了文盲来殉难了，中国也弄到这模样，到别国已在人工造雨的时候，我们却还是拜蛇，迎神。如大家还要活下去，我想：是只好请汉字来做我们的牺牲了。”（27）而“倘要生存，首先就必须除去阻碍传布智力的结核：非语文和方块字。如果不想大家来给旧文字做牺牲，就得牺牲掉旧文字。”（28）

　　基于这种为大多数民众的夺得话语权和免于精神上的奴役，鲁迅当年对于世界语、大众语、拉丁化等都予以很大的热情，他甚至在信中说过汉字必须灭亡。“我以为方块字本身就是一个死症，吃点人参，或者想一点什么方法，固然也许可以拖延一下，然而到底是无可挽救的，所以一向就不大注意这回（29）事。”他努力为大众争取一种言说与运用的语言工具，“拉丁化却没有这空谈的弊病，说得出，就写得来，它和民众是有联系的，不是研究室或书斋里的清玩，是街头巷尾的东西；它和旧文字的关系轻，但和人民的联系密，倘要大家能够发表自己的意见，收获切要的知识，除它以外，确没有更简易的文字了。”（30）

　　综上可知，中国文字的繁和作文之难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特权阶层与平民阶层分化和对立，而中国文字的神秘性似乎助成了这一对立。“五四”精英们认识到没有芸芸众生民智的开启，国势危急的危局便得不到彻底的解决，于是他们，真诚反思中国文字造成的社会分化，并彻底地砸碎这一由文字带来的身份和特权，积极探索并呼吁一种易为大众所接受的文字系统的产生，这为“五四”精英们进行语言文字革命的第一个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