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朱志敏，1953年生，北京师范大学法律与政治研究所副教授。

　　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有关这一划时代历史事件成因的研究，已有很多成果，一些看法似乎已成定论。但是随着近年来学术研究方法的更新、范围的拓展和讨论的深入，国内外学者对此课题的兴趣有增无已，不断有新的论著出现和新的观点提出。本文拟从讨论五四时代知识分子中间普遍产生的平民意识入手，探讨这一普遍意识对于部分激进民主主义者接受马克思主义，发起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所产生的影响。

　　一

　　平民意识也可以称作民众意识或大众意识，是指关注普通人民的社会地位、作用、权利的一种价值观念或心理趋向。

　　在重视民众这一点上，五四时代知识分子的平民意识与中国历史上某些时代知识分子的重民意识是一致的，而且从文化的传承上来说，平民意识与重民意识有一定的联系，它是对重民意识的继承和体认新的时代思想相结合的产物。然而，时代不同，思想依据有所变化，使得这两种意识在程度上，乃至于在本质上都不相同。

　　在古代中国，政治上的君主皇权统治被视为天经地义，道德上的纲常伦理学说被认做理所当然，人们无法超越社会现实和既成的价值观念。因此，“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可以载舟，亦可以覆舟”一类的话，只不过是为了维护皇权统治制度而已。五四时代知识分子大多受到新式教育的洗礼，不再是科举制度造就的封建王朝的附庸。他们当中很多人继承了古代知识分子关心国事民瘼的传统，却又具有远非前辈可比的强烈的自立意识和批判意识。他们关心民众、重视民众，已完全不是为了维护统治者的利益，而是为了提高民众地位，实现社会平等，乃至使民众真正成为国家与社会的主人。这种意义的平民意识是与接受西方民主观念相联系的。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对改良彻底失望转而倾向革命时，他们把西方民主理解为“一国主权平民操之，万般政务舆论决之，政治之主人则属一国之平民，政治之目的则在平民大多数之幸福，政治之策略则取平民之公意”的“平民政治”的实现。这是五四时代平民意识的先声。不过，就一般情况而言，辛亥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和革命者还没有把目光真正投向人民大众。他们以为，推翻皇帝建立民国，便会实现“平民政治”。另一方面，他们或者以为普通民众缺乏知识和觉悟，或者认为民族面临危亡之局，重要的是提高民众的国家观念以便加强民族凝聚力。因而，在当时，“民”与“国”之间的关系，“民”的独立自主意识，“民”对“国”的义务的“国民”概念更受关注。这与五四时代“平民”一词广为流行，并且在通常情况下指的就是下层民众形成鲜明对照。其所以如此，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民国建设的失败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教训。按孙中山的说法，这个教训就是没有把民国的根基建立在人民的基础之上。孙中山和他的同志吸收了刚刚在瑞士和美国出现的直接民权思想，提出全民政治主张。这一主张的实质内容是，通过实施人民群众的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项“直接民权”，实现全民参政的民主政治。它同通常理解的民主政治没有多少差别，但在这里却表现出注重人民群众的倾向。

　　其次，陈独秀等发起的新文化运动以某种程度地与政治疏离为特征。他们宣传人权、科学，旨在打破纲常名教、专制迷信，乃至旧有国家观念等等一切束缚人们心灵的“偶像”，使人的个性获得充分解放。这就同先前的知识分子和革命者为了强国救亡而强调的国民意识不同。此外，这个时期的知识分子同样对民国建设的失败刻骨铭心。他们渴望的“国民政治”、“惟民主义”，是摒弃“伟人大老”和政党运动的民主。与此相应，他们倡导文学革命，提出“国民文学”、“通俗文学”、“平民文学”口号;对于关注平民生活的认识抱以同情……这些反映了启蒙学者的平民意识。不过，应当指出的是，五四运动前陈独秀等人的思想中存在着注重少数“优秀国民”和同情多数民众的矛盾。其中的激进人物最终摆脱这一矛盾，尚待社会思潮的发展和民众运动的推动。

　　再次，五四时代人们对民主的理解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此之前，民主对于人们来说，只是一个政治名词，一种国家形态。而在五四时代人们的观念中，民主已经成为一个包含政治、经济、教育、文学等诸多因素，或者说体现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价值原则。这种民主观念在政治上要求改造西方式的议会制度，实现民众以某种形式直接参政的“平民政府”、“平民自治”，不仅用以取代军阀、官僚、政客的专制，而且要避免资本家，乃至于避免“知识贵族”的专制;在社会经济地位、受教育的权利等方面则要求实现全面平等。这就使民主一词带有了明显的平民的或大众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