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中的吕遵谔先生

　　得到吕遵谔先生去世的消息时，我正在和同学聚会，欢迎一位自从大学毕业就没有联系的同学海外归来，稍作安排后，便很快赶到位于北大中关园先生的家中。虽然先生已在病床上躺了好几个月，曾先后两次下达病危通知书，但此时此刻，我还是不由想起了过去的点点滴滴，这其中最使我难忘的是先生教我打石器。

　　1997年我终于如愿以偿，考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跟随先生学习旧石器考古。在此之前，我已知道北大旧石器考古的特色是实验考古。记得1993年在周口店举办动物考古培训班，其间我随一位重庆来的学员来北大参观，黄蕴平老师给我们看了很多他们亲手制作的动物考古标本和打制石器标本，当时感觉颇为神秘。后来又陆陆续续读到师兄们写的有关雕刻器、砍砸器、尖状器的论文，实验考古的含义才多少渐渐明白一些。

　　入学以后，先生找我谈话，问及我的志愿，我当时其实也没有多少想法。先生说，我看你本科毕业于北大地质系，现在旧石器考古中有一个大问题，就是石料对石器制作技术的影响，比如说，有人认为石灰岩不能打制石器，你能否就这个问题探索一下，你的博士论文可以做不同石料的比较研究。我当时虽然已是一个博士研究生，但除了死读了一些文献外，对旧石器考古学其实也了解有限，并不明白先生这些话的意义，因此在行动上总是拖拖拉拉。

　　很快到了次年，在先生的一再催促之下，我还是采集了一些石料回来。记得是一个上午，我请先生教我打石器，在我的印象中，先生露出了少有的笑容，高兴地和黄老师带领我和何嘉宁来到小院。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白杨树上的知了叫个不停，但似乎并没有影响我们师生之间愉快的气氛。在随后十几年的时光中，我很少感受到先生那种愉快而热烈的情绪。多年以后，在先生八十大寿的论文集中，我看到了当时他教我打石器的照片，才明白实验考古在先生心目中是多么重要。才理解我让他教我打石器时，为什么会那样痛快就答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