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4月15日，在日本的幕后推动下，西方七国集团（G7）外长会议史无前例地通过了一项“关于海洋安全的声明”。该声明不但将造成东海局势紧张的责任全部归咎于中国，还将中国在南沙部分驻守岛礁进行的相关建设和设施维护行为视为“改变现状、提升紧张氛围的单方面行动”，且表态说“我们强烈反对任何试图通过威胁、强迫或武力手段伸张领土和海洋声索权的企图”，并呼吁加快制定全面的“南海行为准则”（COC），还表示要在今年晚些时候专门召开有关海洋安全问题的G7高级别会议。这是2014年以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第三次借G7的场合就东海和南海的局势向中国发难。那么，安倍此举究竟意欲何为，又意图实现怎样的目的呢？要解开上述疑团，先得弄清安倍内阁对华的战略定位是什么。

　　众所周知，安倍自二度拜相以来，积极推动修改宪法解释，解禁集体自卫权，借以谋求“摆脱战后体制”，加快实现“正常国家化”和“重振强大日本”的目标。这一系列举动标志着战后日本的安全保障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已从根本上背离了长期坚持的和平发展道路。为降低国内外对其解禁集体自卫权的疑虑，以增强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的支持，安倍一方面打出了“积极和平主义”的旗号，以“漂白”自己，另一方面又刻意抹黑中国。比如，他不但将中国在东海、南海的维权行为牵强附会为“企图以实力改变现状的挑衅行为”，以为其积极炒作“中国威胁论”深文周纳，更向壁虚造地将中国渲染为威胁日本及周边安全的最大假想敌。此举意味着日本在对修改宪法解释、解禁集体自卫权进行“合理化”的同时极力“妖魔化”中国，且两者构成了互为表里的整体。由此，中国不但成了日本在解禁集体自卫权过程中增强正当性的重要抓手，还成为“积极和平主义”的主要针对目标。

　　“积极和平主义”的理论源头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意指日本要从战后一直以来仅是“热爱和平”、“支持和平”的“消极和平主义”国家转变成积极为世界和平与稳定有所贡献的“缔造和平”力量。按照安倍的逻辑，东亚地区出现了新的破坏和平的力量，导致“消极和平主义”孤芳自赏的“一国和平主义”已然不合时宜。“积极和平主义”就是为直面这种新情势而生，它强调国际社会应该结成安全保障联盟，共同发挥“锁”的职责，以确保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及航海自由等。显而易见，这里的“假想敌”主要指中国，而安倍所谓的“锁”的中心就是日美同盟。基于此，他将“积极和平主义”定位为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的基本理念，且在国内外诸多场合不遗余力地予以推销，大有将之作为日本的新形象之势。也正是在此背景下，安倍近日在G7外长会议上强推这份海洋安全声明，其用意一方面是借助国际场合积极制造舆论，将中国诋毁为区域安全的威胁者；另一方面则是打着“积极和平主义”的旗帜，自我标榜为地区安全和国际规则的“守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