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在党的领导下，抗日文艺战线成为一支特殊的、重要的、不可抵挡的战斗力量，在唤醒民众、鼓舞斗志、团结教育人民、凝聚民族精神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人们用口口相传的方式创作了无以数计的民歌民谣和民间传说，鼓舞那些离开父母、离开家乡与敌人厮杀的英勇军人，真实地记录下了人类历史上的这场战争，批判了入侵者在中国领土上所犯下的种种令人发指的反人类罪行，讴歌了前方和后方的中国人不屈的民族精神和国家认同感与凝聚力。当时的民间文艺工作者、诗人、作家及艺术家，在沦陷区，在大后方，在解放区……搜集记录下了各民族群众口头创作和传播的不计其数的抗日歌谣和民间传说，谱写了中国文化史和文学史上的灿烂篇章。

　　投笔从戎上前线的民间文艺家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民族危亡的严重关头，有一大批热爱中华本土文化、热爱中华民族传统的民间文学家、作家、文化工作者，在极困难的条件下坚持着五四新文化运动开拓的道路。他们中许多人投笔从戎，一面坚持抗战，一面从事文学创作，参与民歌民谣的搜集与出版，并为此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民间文艺家、诗人林山，1933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毕业于上海暨南大学文学院。1937年到延安，任延安陕甘宁边区文协秘书。1938年，延安战歌社举行了多场“诗的朗诵问题座谈会”，林山在会上的发言《关于街头诗运动》，经《新中华报》发表座谈纪要后，成为中国诗坛开展街头诗的宣言。他说：“时代迫切地需要诗歌的朗诵，而诗歌也可以而且应该是一种朗诵的艺术。”1938年9月1日，陕甘宁边区文艺界抗战联合会（后更名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在延安成立，林山成为第一届执委会成员之一。

　　1940年，林山担任桂林文化供应社编辑。其间，在报纸上发表讨伐汪精卫的文章。皖南事变后，他去了香港。后返回内地，来到苏北抗日根据地，从事敌后诗歌运动和编写通俗读物工作。据《苏北抗日根据地文化大事记》载：1941年6月28日，“苏北诗歌协会因常务理事分散各地无法集中，特由副理事长劳辛聘林山、陆维特、江明、高文四同志组成诗歌辅导委员会，林山为主任委员”。1941年7月19日，“苏北诗歌协会在《江淮日报》辟‘街头诗运动专号’，发表《自卫队》、《都来参加妇救会》等8首街头诗和林山文章《开展街头诗运动》”。1943年11月13日，“王阑西、阿英、林山等人研究，拟将《大众知识》扩大改名为《新知识》，每期5万字。……林山作10首墙头诗发表在《大众知识》第7期上，师鲁工团为诗配画。于是，林山又发起组织‘墙头诗画社’，出版了《墙头诗画集》，其中集诗28首，画6幅。”1943年1月4—6日，“因形势紧张，黄克诚同杨帆等人商议决定将尚在盐阜区的文化人转移到阜东县海边八大家一带，6日起行。他们是芦芒、林山、沈柔坚、阿英、铁璎、贺绿汀等”。这是“盐阜区文化大事记”有关林山的一些记载。

　　为保护文艺工作者的安全，有的文化名人回到了上海，有的去了延安。1945年，陕甘宁边区文协成立说书组，由安波、陈明、林山等组成。米脂县的盲艺人韩起祥就是在林山的帮助下成长起来的，他帮助韩起祥改造旧说书，修改完成了《刘巧团圆》。

　　说到苏北新四军的文化人，不能不提著名的文学史家阿英一家。上海失守后，他带领全家赴苏北盐城参加了新四军。即使在抗战时期，他也非常关注和倡导民间文艺的发展。他的长子钱毅，到苏北后任《盐阜大众》副主编等职。苏北大“扫荡”后，钱毅辗转海边，专攻大众文艺和民俗学。1947年，他从容就义，留下了《庄稼话》、《海洋神话与传说》、《钱毅的书》等民间文学著作及民俗学等杂稿。

　　歌谣学家薛汕在北京上学时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后到上海参加了司马文森、钟望阳组织的文艺俱乐部，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到闽浙赣边区新四军根据地搞文艺工作。1939年任中共赣州市委宣传部长。1940年被捕入狱，翌年从江西集中营中逃出，辗转至桂林、柳州、重庆。1941年开始在江西、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四川、陕西等地搜集和研究各地民歌。完成稿本有《邕江儿歌》、《刘三姐歌乡》、《瑶歌》、《侗歌》、《岭南梅》和《客家山歌》等。在《柳州日报》上编《民风》副刊。1946年任上海震旦大学教授，与丁英（丁景唐）、袁鹰等组织民歌社，与李凌、沙鸥编《新诗歌》月刊，在创刊号上发表《胜利灾》，继而发表《抗战梦》，还编纂过《中华民族歌谣文学大系》。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先后在中山大学和杭州主办《民间文艺》、《民俗学集镌》、《民间月刊》等民间文学期刊的钟敬文，在从日本留学回来不久，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便随他所工作的浙江民众教育实验学校内迁，而后毅然放弃了他所热心的民间文学事业，辗转到了前线，在广东四战区政治部任视察专员，撰写报告文学（有报告文学集《良口之战》）；并与何家槐共同创立了中国全国文艺抗战协会曲江分会，被选为常务理事。中山大学由云南迁粤北坪石后，他又转到学校执教，讲授民间文学课程。

　　从20世纪30年代初起就专事谚语研究、晚年定居台湾的著名谚学大家朱介凡，抗战期间在国民党军校中任教官。1939年，他两次向各方寄发征集谚语的启文；1940年起在军校推行“不讲武而讲谚语”，在学员间采录南北各地谚语和歌谣。他从学员口中和他自己行军途中所搜集的各地抗日歌谣和谚语，大多编入他和娄子匡合著的《五十年来的中国俗文学》、《中国谚语里的历史传说》两部著作中，还对搜集来的歌谣和谚语作了注疏和考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