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时期是清代多民族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发展时期，古典诗学的观念深入到蒙古族诗人的心中，形成了蒙汉诗人创作的互动。蒙古族诗人汉诗创作和诗学理论的阐发比较集中，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堪称上乘。

　　蒙古族在蒙汉交融视域下对乾嘉诗坛演进所作的贡献，改变了汉族士人关于少数民族汉文创作水平低下的认知，激发了坊间编纂、评析蒙古族诗学的风潮，进一步激发了中华多民族文学的认同。这对于蒙汉文学交融的进一步研究，对于拓展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和重新审视文学史编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践行儒家诗学理念

　　清代是中国古代文学集大成时期，作为文学主体的诗歌，在蒙汉文学交融视域下的蒙古族文学创作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乾嘉时期，从事汉诗创作的蒙古族诗人中，有诗集传世者如梦麟、博明、法式善、和瑛、松筠等。将这一时期的蒙古族汉语诗歌作为分析蒙汉交融视域下的乾嘉诗坛演进的突破口，具有代表性的意义。

　　文人雅集是蒙汉文人诗语融通的主要方式。乾嘉年间的多民族文人雅集中，蒙古族文人出于对汉文化的倾慕和融入汉文学圈的渴望介入其中，于是，建立在共同的文学爱好基础上的蒙汉文人聚会便应运而生，融合无间。在蒙古族诗人和乾嘉诗坛文士的互动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们的诗学观念、诗作语言、思维方式早已与儒家诗学立场融合无迹。诸如提倡温柔敦厚的诗学理念、重视文学的教化功能等。当他们的诗集刊刻流传后，乾嘉文坛也乐于接受。乾嘉诗坛五位诗人中，法式善、和瑛都是自己安排诗集刊刻，并请与自己交好的汉族文士写序；博明、松筠的诗集是家族后人刊刻，由汉族文士题诗作序跋；梦麟于壮年去世，由他拔擢的汉族士子精心刊刻并请当世名人作序。

　　乾嘉时期疆域广大，而诗人因种种原因游边者增多，创作了大量的纪游诗。毕沅、洪亮吉、王昶、和瑛、杨揆等诗人在诗歌题材的开拓性、艺术风格的多样性、诗作体式的繁富性，以及诗人的生命体验方面，都为乾嘉纪游诗注入了新的质素。毕沅等诗人以其丰富的边疆纪游经历和才情写就的边塞题材的诗作，扩大了中国边塞诗的写作范围和创作深度，拓展了清代文学创作的题材。王昶等诗人对于蒙古族地区风俗风情的叙写，更为蒙汉交融视域下中华多民族的清代文学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乾嘉年间的著名诗人，大多写有关注儒家伦理教化之作。汪中和黄景仁以疏离于主流诗坛的姿态，行走在康乾盛世的光环之外，他们写就的盛世悲音作品，使自己永久地存留于乾嘉诗坛；梦麟、松筠等蒙古族诗人生活在康乾盛世的光环之下，但他们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对于民生疾苦的高度关注，客观上展示了盛世悲音，也在乾嘉诗坛上为自己争得了一席之地。因此，在蒙汉交融视域下对乾嘉诗坛创作进行多维度的研究，才能使清代诗歌史更加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