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中国政治学学科恢复发展的40年。经过40年的重建、探索和推进，中国政治学学科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学科恢复调整阶段(1978-1992年)、学科全面发展阶段(1992-2012年)和学科精细化发展阶段(2012至今)。在中国政治学学科的发展中，西方化与本土化、科学化与方法论多元主义并不是非此即彼的零和博弈，而是可以调和、共存、融通甚至相互滋养的学术资源。

　　关键词：中国政治学；本土化；科学化；方法论多元主义

　　作者简介：王中原，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讲师；郭苏建，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

　　政治学学科是一门以探究、发现和解释人类社会政治现象基本规律、权力和资源分配基本模式、人类政治活动和政治行为基本形态的社会科学知识系统和路径方法。①它是一门科学、一种职业，也是一项事业。②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中国政治学学科恢复发展的40周年。经过40年的重建、探索和推进，通过老中青几代政治学人的共同努力，中国政治学学科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本文从学科史的角度出发，尝试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学科恢复调整阶段(1978-1992年)、学科全面发展阶段(1992-2012年)和学科精细化发展阶段(2012至今)，分别探究每个阶段在学科建设和发展方面取得的成绩，并探讨中国政治学学科发展的当前困境和未来前景。

　　一、作为一门学科的政治学

　　政治学是一门研究人类政治生活基本规律的社会科学学科。然而，作为一门学科的政治学在不同历史时期、在不同学者的阐释中、以及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都有着不同的意涵。在对中国政治学过去40年的学科发展进行总结和分析之前，我们有必要厘清“什么是政治学学科？”“什么是中国政治学？”

　　从历史发展来看，政治学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学科范式和研究传统。政治学最早是哲学和历史学的一部分，在哲学方面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关于政治秩序建构的政治著作，就近代学科而言，政治学多从历史学科中独立出来。海伍德认为，政治学学科的演化经历了三个传统，依次是哲学传统、经验传统和科学传统。在三个学科传统上的不同侧重，形成了“政治学”(politics)与“政治科学”(political science)两种不同的学科定位，前者强调政治学研究的政治问题意识和学科应用价值，对规范性理论、中观宏观层面的政治议题、对政治生活的反思性和批判性有特别关切，后者注重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方法和价值中立，聚焦于实证研究、微观中观层面的政治行为以及政治生活中的因果关系和影响机制。

　　从学者阐释来看，政治学学者们基于各自的学术关注点对政治学有着不同的理解和定义。③例如，罗伯特·达尔主张政治学是研究“权力和权力关系”的学科④，戴维·伊斯顿基于其系统论认为政治学是研究“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⑤，哈罗德·拉斯维尔则指出政治学是研究“谁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获得什么”⑥，然而罗伯特·古丁批评这些定义过于描述性，并未阐明为什么要做政治学研究，因此古丁在“牛津政治学手册”的系列丛书中将政治学界定为研究“社会权力的约束性行使”的学科。⑦

　　从世界范围来看，政治学在世界各国的发展也呈现出不同的样貌和阶段性特征。不可否认，当代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首先发端于西方。然而，拉美、非洲、东亚、中东地区的政治学学科都有着自身的传统特性、研究焦点和演进脉络。⑧与此同时，即便在欧美国家内部政治学研究也有着不同的传统⑨，欧洲政治学与美国政治学无论在问题意识还是研究方法上都有着明显差异，东欧、南欧和北欧各国的政治学发展进程与西欧国家也有所不同。由此可见，政治学学科的发展与国家实力、政体形式、国际格局乃至地缘政治等因素都有着密切关系。

　　虽然关于政治话题的讨论和研究中国自古有之，但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现代学科实际上是近代中国从西方引进的舶来品。政治学学科在中国的建立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1899年，京师大学堂首次开设“政治”专门讲堂，1904年，京师大学堂章程提出“政法科—政治门”的分科规划，并于1910年首次以“政法科—政治学门”招收本科生，标志着政治学在中国正式成为一门独立建制的实体学科门类。此后，伴随中国政治的变迁，中国政治学的发展也经历了起伏曲折的历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借鉴苏联的学科模式，政治学被当作是资产阶级的“伪科学”。因此，在1952年的院系调整中，作为独立学科的政治学被取消，只有少数分支学科(例如政治理论和国际政治)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形式继续留存。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将中国推向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对“政治学”的研究需求也呼之欲出。1979年3月，邓小平在中央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需要抓紧补课”。⑩对政治学研究的意识形态松绑、对历史错误的政治反思、以及相伴随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直接推动了政治学学科的恢复和重建，开启了中国政治学科建设和发展的新征程。

　　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曲折演进，特别是改革开放近40年来的恢复发展，中国政治学学科呈现出相较于其他国家的某些共性和诸多特殊性。从共性上看，中国政治学遵循政治学研究的基本规范和学科特性，其学科体系、课程设置、学生培养和研究方法等都逐步与国际接轨。从特殊性来看，首先，政治学研究和教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存在复杂的关联，早期的政治学研究是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研究中脱离出来的，无论是院系还是研究人员都有较大重合，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和思想政治教育长期被认为是政治学的一部分，政治学研究也被强调要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其次，中国有“大政治学”和“小政治学”的不成文区分。在欧美大学中，政治学一般划分为五个领域，即政治理论、比较政治、本国政治、国际政治、行政管理。在中国高校，政治学系通常与国际政治系和行政管理系等并列设置，即“小政治学”。然而，在国家学科规划和评估中，国际政治、国际关系、行政管理、区域国别研究乃至马克思主义研究通常都被纳入政治学的整体学科框架当中，即“大政治学”。

　　二、中国政治学的学科建制

　　学科建制涉及到一个学科的基本架构、一二三级学科的组成、学位和专业的设置以及新兴学科的发展等。学科建制和分类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其关系到一个学科的资源配置、人才培养模式、学者的身份认同乃至学科的社会影响力，等等。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政治学从学科恢复逐步走向学科发展，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学科体系和基本完备的学科建制。无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学科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GB/T13745-2009，以下简称《国标》)中，还是在教育部颁发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中，政治学都属于标准的“一级学科”，拥有独立的知识体系和完整的学科架构。然而，不同的学科分类标准之间以及现实中各高校在政治学学科配置上都存在明显的差异。

　　一方面，两套权威的学科分类标准对政治学二级子学科的组成及其与邻近学科的关系给予了不同的设定，教育部的学科目录分为“学科门类”“一级学科”和“二级学科”共三级，政治学一级科学归属法学“学科门类”之下，而《国标》将政治学与法学、社会学同等列为一级学科，没有设置“学科门类”。此外，教育部颁布的《学科目录》在政治学一级学科大类(代码0302)之下，划分了政治学理论、中外政治制度、科学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运动、中共党史、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和外交学7个二级学科，但并未对三级子学科予以具体列举。《国标》在政治学一级学科(代码810)之下，设立了政治学理论、政治制度、行政学、国际政治学四个二级学科，并详细列举了各自对应的三级学科(参见表1)。出现此类差异的原因在于，两套标准发挥的功能有所不同，《国标》旨在推动学科信息的共享与交换，便于国家标准化管理，而教育部学科分类主要服务于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工作。

　　另一方面，相较于官方学科分类标准，现实运作中各个高校的政治学学科建制存在更加丰富多元的组合形式。虽然政治学在学科分类中属于一级学科，但高校在院系设置中通常将政治学与其二级学科国际政治、国际关系、行政学、外交学等并行设立为同等级别的科系。同时，虽然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是政治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部分院校单独设立有国际关系学院，作为与政府管理学院或法学院等平级的单位。与此类似，在教育部学科目录中，公共管理属于管理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但很多高校设有公共管理学院或公共事务学院，下属政治学系。总之，虽然在官方学科分类上，中国采用了与西方类似的“大政治学”概念，使其囊括各个二级学科和专业，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大多保持了“小政治学”的运作。

　　此番学科发展格局受到历史因素和各校禀赋的影响。首先，改革开放后政治学学科的恢复并非无中生有，1960年代基于国际形势和外交实务的需要，部分院校提前重建了国际问题研究和国别研究，加之一直存在的国际共运研究，使得国际政治在政治学中的分量举足轻重，并在学科恢复过程中扮演了中坚力量。其次，政治学学科恢复发展的早期，各高校并不是按照一个严格设计的学科体系来执行院系设置，而是在“百花齐放”中慢慢走向规范化，这个过程中学科带头人的研究取向和各校的资源禀赋往往起到决定性作用，例如有政治学“五老”之称的北京大学赵宝煦、中山大学夏书章、吉林大学王惠岩、天津师大徐大同、苏州大学邱晓分别对其所在大学的政治学科建设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延续了学科重建早期的格局和传统，由此产生的路径依赖使得各大院校的学科建制呈现出一定的差异。

　　新兴子学科和前沿交叉学科的发展是学科建制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改革开放40年来，随着政治学研究的纵深推进，其内部的学科分化和外部的学科融合成为一大趋势，诸多新兴子学科和交叉学科应运而生。政治学的新兴学科总体可分为三个类型。第一类是政治学学科内部根据不同政治议题和研究对象而细分形成的新兴学科，例如权力政治学、农村政治学、民族政治学、网络政治学、选举政治学等。第二类是政治学借鉴吸收其他学科理论方法来研究政治问题的新兴学科，例如政治心理学，政治经济学、政治人类学、计算政治学等。第三类是运用政治学的理论方法研究其他部门和领域政治现象的新兴学科，例如教育政治学、环境政治学、移民政治学、军事政治学等。虽然很多新兴学科并未得到官方认证，在学术共同体内部也存在一定争议，但它们大多形成了自身独特的研究对象和概念系统，引入了新的研究视角和分析范式，为政治学学科体系的丰富贡献了力量。此外，新兴学科的发展也对中国政治学的人才培养模式和科研组织模式产生了一定影响。部分高校尝试开设跨学科的专业，例如北京大学的政法社、政经社、政经哲专业等。同时，近年来，中国一些高校开始探索“高等研究院”的组织模式，例如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等。总之，新兴学科的蓬勃发展是中国政治学学科建设成就的重要表征，不仅为政治学提供了新的学术增长点，同时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深入地理解人类政治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