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引发了世界对该协定所启动的“巴黎气候治理进程”的普遍担心。从协定规定的巴黎机制看，《巴黎协定》不存在存或废的问题，巴黎气候治理进程不可能逆转。但是，特朗普现象的存在，也表明国际社会需要正视挑战，不能“揠苗助长”，期望提前实现减排目标。

　　“关注效应”远大于“冲击效应”

　　特朗普关于气候变化的态度和立场，并非是基于科学事实和国际社会共识，而是“美国优先”的自我意识使然。退出《巴黎协定》，特朗普在竞选之际早已表明意向，但其一反雷厉风行风格，对于退出《巴黎协定》，一直不明确宣布，故弄玄虚。人们有理由认为，特朗普决策的“非建制派”风格，是造势、求关注，并非是审慎负责、严谨担当。其实，特朗普也清楚，对于《巴黎协定》，美国退抑或不退，并不能阻挡更不可能逆转全球气候变化的应对进程。

　　第一，美国在气候变化国际格局中的地位，决定美国不可能“一票否决”协定。1997年谈判达成的《京都议定书》规定，其生效必须要有55个缔约方批准，批准的附件一国家（工业化国家）1990年排放量要占全部附件一国家总量的55%，其中美国占比高达36%。即便美国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依然于2005年生效并实施了。2015年通过的《巴黎协定》，也要求55个缔约方批准和55%的排放占比才能生效。目前，美国排放占比为16.0%；而非附件一国家（发展中国家）占全球排放量的比例，从1990年的33.1%上升到2014年的57.5%。其中，印度占比从2.6%提高到6.2%，中国从10.1%提高到28.1%。显然，如果从排放格局看，美国的话语地位从超过1/3降到不足1/6。试想，《京都议定书》生效之际尚有准一票否决地位的美国，都没能阻止其生效实施，在气候治理格局发生多极化、根本性改变的情况下，美国怎么可能一厢情愿地主导气候治理进程。

　　第二，不同于《京都议定书》自上而下规定减排义务的法律机制，《巴黎协定》的机制是自下而上的“国家自主贡献”（NDC），且没有严格的惩罚机制，甚至避免了《京都议定书》使用的具有法律内涵的“承诺”（commitment）和哥本哈根协议使用的“允诺”（pledges）字眼。各缔约方提交的NDC，等同于自愿行动。当然，《巴黎协定》中规定有尽快实现排放峰值、控制温升相对于工业革命前不高于2摄氏度的目标，提出了5年一次的全球盘查（global stocktake）等全球性、战略性、总体性的目标和机制要求，但并没有任何针对具体缔约方的明确条款，更没有任何惩罚机制。《京都议定书》的“强制减排”，在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的抵制下也部分实施了。可以预见，《巴黎协定》所达成的“自愿”减排，更容易得到执行。

　　第三，从技术和环境层面看，低碳发展已成为势不可当的潮流。零碳的可再生能源的成本已经接近于化石能源，化石能源尤其是煤炭的成本竞争优势正在持续丧失。即使是化石能源，利用较为低碳的天然气替代煤炭，也是在减排。美国的减排也多得益于“页岩气革命”，替代了更为高碳的煤炭。能源转型和技术进步，使得美国的一次能源消费总量呈现下降态势。近年来，中国煤炭消费总量负增长，可再生能源增长为全球速度最快、规模最大，且技术也在快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