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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行为理论的真实意蕴及其困境
2018年03月29日 07:5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宫瑜 字号
关键词:语言;哲学;哈贝马斯;再生产

内容摘要:沿此思路,其创立了“语言理性范式”的交往行为理论,虽然此举志在重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遗产,却因忽视了“生产和再生产范式”的基础性意义,而无法完整说明和展现人的社会行为与交往实践。如果说马克思是基于“生产和再生产范式”,以物质生产实践(劳动)来揭示主体间的交往关系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形态,那么哈贝马斯则是基于“语言理性范式”,以语言为中介来构建交往行为理论并借此实现生活世界的合理化。后者注重的则是在语言对话中所形成的主体间的思想观念、伦理道德、社会规范等方面的彼此联系,凸显的是个体与个体间的精神沟通、价值认同、视界融合等交往关系,以及符合语言有效性要求和交往合理性的话语交往形式。

关键词:语言;哲学;哈贝马斯;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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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主体性概念诞生以来,围绕主体性问题的探讨与争论便从未停息。随着主体理性演变为理性主体的终结,建立在传统理性基础上的主体形而上学迅速失去了往日的绝对权威,各种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的现代思潮相继涌现。在哈贝马斯看来,只有将主体性的研究视角由纯粹精神领域转向现实生活世界,才能真正解决主体性的本质问题。沿此思路,其创立了“语言理性范式”的交往行为理论,虽然此举志在重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遗产,却因忽视了“生产和再生产范式”的基础性意义,而无法完整说明和展现人的社会行为与交往实践。

  主体性的危机与重构

  近代哲学将主体性置于自我反思的纯粹理性思维范式当中,作为一切真理性知识的最终来源乃至人之为人的安身立命之本。然而,在经历了休谟的经验主义式怀疑、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费希特和谢林的匡正与整合以及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巅峰之后,这种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主体性已随着理性自身的逻辑推演而彻底丧失了主动性与权威性,以致不得不承受现代哲学对主体理性的诸多不满与批判。究其根源,意识哲学主体性的危机,主要在于传统认识论对先验理性逻辑的绝对信任,并由此确定主体的存在和主体性的内涵。但如此一来,主体便被限定为仅具有认知功能的先验主体,主体性也不过是一个囿于纯思辨的抽象概念,结果只能深陷“唯我论”的泥潭而脱离现实世界,无法得到证明和实现。

  针对主体性在纯思维领域中的画地为牢、自说自话,现代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试图通过各种方式予以挽救和重构。在理性主义阵营中,胡塞尔指出主体性是一种交互主体间彼此确认的互识与共现,理性也是一种主体间性的世界,不过因其始终以直观明证性的“先验自我”为基点,所以并未摆脱意识哲学的演绎思路;伽达默尔认为主体间经由语言而达成的相互理解和视域融合才是理性的充分彰显,但他在本体论上将解释学的语言性绝对化的做法,导致了之后非批判的语言决定论倾向。非理性主义则更为直接,其分别尝试以主体自我的内省直觉、体验亲知、生存情态等来取代主体性的本质构成,但同尼采的意志主义、伯格森的生命哲学一样,它们均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独断论色彩。虽然海德格尔关于“此在”结构的三重规定,明确了主体的现实性、共在性、开放性等固有特征,可存在论上对存在与存在者、世界观结构与现实之物的区分,却根除了命题性真理,削弱了话语性和论证性思想。其实,想要真正解决人作为主体的实质性问题,关键在于由意识哲学的先验主体转向社会哲学的实践主体,从自我与他人的现实关系中去考察和探讨主体的存在及主体性问题。

  以语言为中介的主体间性

  主体性的苦难历程促使哈贝马斯对其展开了深刻反思。结合语言学和心理学的相关研究,他认为主体绝非是仅具有认知构造功能的先验主体,而应是具有语言和行为能力的实践主体,与之相应,主体性则是主体在社会化与个性化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产物。通过考察自我同一性的结构和群体同一性的结构,以及种群历史的进化与更新,哈贝马斯指出,社会的再生产和社会成员的社会化均取决于同一种结构,也就是说,不同主体之间借由语言所达成的相互理解带来了种群历史的更新,同时这种更新又使社会文化的学习过程成为可能。个体发生领域和系统发生领域同步进行并带来两种结果,一是稳定自我的形成、发展、完善,二是自我对于社会规范的认同。可以说,主体在融入特定社会体系的同时,也获得了自身的独立性,即一种持续增长的解决问题的理性能力,而且凭借这个能力,主体能够很好地与外在自然、内在自然及文化和社会的象征性结构相协调、相融合。无论是以物质生产为目的的对象性活动,还是与社会、他人共处的交往活动,具有语言和行为能力的实践主体都是在一个理性的不断成长和学习的过程中得以形成的。

  因此,“当认识论的自我(作为整个自我)通过每个单个的自我和所有其他的自我共同具有的认识能力、语言能力和行为能力的普遍结构表现其特征时,实践的自我(作为个体自我)就在完成自己的行为过程中形成,并且使自身得到巩固”。作为实践主体的自我是在与他人的相互关系和社会关联中凸现出来,从而确证自身、实现自身,成为与众不同的个体而存在。此时的自我再也不是意识哲学那个迫切期待他者承认却无法证明自身的认知主体的先验自我,而是一个具有主体间性内核的实践主体的独立自我。同样,每个单一主体均是在以语言为中介的主体间性的相互作用中,不断更新自身的理性能力,对他者的检视或修正作出合理的判断与选择,并在个性化的同时社会化,从而推进主体间的交往实践进程。

  不可否认,哈贝马斯落脚于实践的主体间性思想受到了马克思的影响。马克思正是以人的存在方式(实践)去解决近代哲学的主客二元对立,将纯思维逻辑规定的“无人身的理性”转向从事实践活动并在实践活动中发展自身的现实的人。人首先是在生产劳动中确立其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主体地位,并在作为人类历史之产物和结果的同时成为社会历史的主体。虽然二者皆从实践出发去考察人的主体性问题,但由于所采取的思维方式和观察视角不同,所以在论及主体间的交往实践时,马克思与哈贝马斯的理论架构分别呈现出不同的意蕴和特点。

  “生产和再生产范式”

  与“语言理性范式”

  如果说马克思是基于“生产和再生产范式”,以物质生产实践(劳动)来揭示主体间的交往关系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形态,那么哈贝马斯则是基于“语言理性范式”,以语言为中介来构建交往行为理论并借此实现生活世界的合理化。前者注重的是在生产实践中所形成的主体间的生产关系、经济关系、阶级关系和其他社会关系,凸显的是个人与个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间的物质交往、利益交往、阶级交往等交往关系,以及与之相应的贸易、合作、战争等多种交往形式。后者注重的则是在语言对话中所形成的主体间的思想观念、伦理道德、社会规范等方面的彼此联系,凸显的是个体与个体间的精神沟通、价值认同、视界融合等交往关系,以及符合语言有效性要求和交往合理性的话语交往形式。

  可以说,在哈贝马斯那里,语言相较于劳动具有更为优先的、普遍的、无可回避的约束性力量,正是语言使人类的文化再生产、社会交往、社会整合与进化成为可能。所以他致力于“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倒转了马克思关于生活世界的物质再生产决定生活世界的符号再生产的观点,认为主体间以语言为中介的社会交往和发展决定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和分工。

  但实际上,这种完全基于语言本体论的主体间性不仅忽视了社会与外部自然的经济发展关系,而且忽视了非语言交往的可能。交往实践需要以语言为中介,但又不仅仅只以语言为中介。劳动内含双重关系:一是人与对象世界的自然关系,二是人与他人的社会关系,人们的一切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均以此为前提条件。需要明确的是,只有立足于物质生产实践的现实基点,主体间性与交往实践才能得到更为全面而深入的探讨与解释,从而不断丰富和完善自身的理论建构,破解其所面临的困境,进而释放出巨大的创造性思维潜力。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5JJD720006)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浙江农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作者简介

姓名:宫瑜 工作单位:浙江农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张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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