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言说方式，学术研究与其他言说方式（如私人领域的言谈）有何不同？我们很容易识别出来的一个基本区别是：学术研究在根本上是一种公共言说，而私人言说并不具有这种属性。学术研究的“公共性”，并不在于其所关注的论题是否属于政治共同体的公共议题，而在于其呈现方式和评判标准具有内在的公共性。

　　自主性：确保公共性的内在要求

　　正是充分认识到学术论说的公共性，康德把学术研究视为“理性之公共运用”（the public use of reason）的典型方式，意味着学者“作为整个共同体的、乃至作为世界公民社会的成员”面向无限时空的读者言说，其理性之运用是“任何人作为学者在全部听众面前所能做出的那种运用”。在康德看来，“学者”身份具有内在的公共性；它并不专属于特定职业，任何公民只要是在践习“理性之公共运用”，他/她就是在以“学者”身份言说。

　　那么，我们应如何确保社会科学研究的公共性？对学者来说，没有自主性就无法达致公共性。换言之，社会科学学术研究的自主性是确保其公共性的内在要求。公共性意味着向无限时空、无限主体延展的可能性，它是以代际间性、文化间性或主体间性的公共利益为旨归的一种价值取向。唯有自主性，研究者才能使自己的言说获得向无限时空、无限主体延展的可能性，即公共性。总体来看，社会科学的自主性包括两个向度：外在向度的自主性，即相对于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其他场域运行逻辑的自主性；内在向度的自主性，即相对于个人偏好的自主性。基于个人偏好的论说之所以不具有自主性，是因为“自主”不等于“自爱”，借用康德的话来说，它毋宁表征着“人类本性和每一个理性本质之尊严的根据”。社会科学研究的外在自主性和内在自主性，分别有助于确保言说立场的公共性（公道性）和言说内容的公共性（认知性）。

　　外在自主：公道性与言说立场的公共性

　　社会科学研究的外在自主性，是指学术场域相对于经济（市场）、社会（传媒）等场域的自主性。换言之，学术研究不能以经济场域的市场逻辑和社会场域的传媒逻辑等代替知识生产自身的逻辑。要做到这一点，社会科学研究必须秉承公道原则，即“顺道而行，顺理而言，公平无私，不为安肆志，不为危易行”。唯有秉持公道原则，社会科学研究方能免受市场逻辑和传媒逻辑等的支配，进而保有相对于其他场域的外在自主性。这种外在的自主性，有助于确保言说立场的公共性。

　　强调学术要自主于其他场域的运行逻辑，并不意味着其他场域的运行逻辑必然是违背政治共同体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公共善。毋宁说，它在根本上意味着：我们不能以其他场域的运行逻辑和评判标准代替学术场域的运行逻辑及评判标准。在一个良序社会，其他场域固然也应服务于政治共同体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公共善，但它们却有着自己特有的运行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