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历史上，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在社会发展中都会发生王朝的盛衰荣哀，政权的存亡绝续。中国历史书特别看重的就是政权更迭、江山易手、王朝兴亡的经验。一部二十四史可以说都是各自探究前朝兴亡得失的历史，寻求通古今之变之道。古人说过，“凡读史，不徒要记事迹，须要识治乱安危兴废存亡之理”。

　　黄炎培先生在1947年7月初到延安考察与毛泽东的对话中提出的历史周期率，涉及一个历史规律性现象。当然，黄老是根据自身的人生阅历阐述这个问题的。他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并总结说，“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显然，黄老是针对国民党的腐败和中国共产党有可能执政说的，也可以说是一个善意的预告。黄先生用心良苦，希望中共在得到天下以后，能找到一条新路，跳出兴亡周期率的支配，避免历史上“人亡政息”“政怠宦成”的覆辙，不愧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毛泽东当即自信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及当年毛泽东和黄炎培在延安窑洞关于历史周期律的这段对话，并指出这番对话至今对中国共产党都是很好的鞭策和警示。

　　周期率为什么会成为阶级社会的历史规律？为什么历代王朝跳不出这条规律？看待历史周期率既有科学历史观问题，也有历史价值观问题。

　　从科学历史观来说，开国皇帝、创业者是何等雄才大略，在历史舞台上有声有色，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一代天骄成吉思汗，都是闪闪发光的人物。可末代皇帝，身死国灭，或仓皇辞庙，成为俘虏，或以自缢殉宗庙社稷。当然有个人才能问题，创业者如无特殊才能，在群雄角逐中难以取胜，取胜后也难以治国，难以成就一番事业。他们实行比较宽松的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的政策，严惩贪污，管束官吏，而且能够听取不同意见，并不是他们特别英明、仁慈，而是鉴于前朝失败的经验，时势使然。末代皇帝并非都是无能，而是经过或长或短时间的发展，社会矛盾积累到无法解决的地步。其最基本的矛盾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农业社会的生产关系主要是土地所有制，而生产力则是直接从事劳动的农民。当土地集中，剥削和赋税加重，经济凋敝，民不聊生，再加上官僚机构的扩大，官员腐败，民怨沸腾，甚至水旱虫患，都能引起动乱，只能以政权易手了结。在积重难返的困境中任何人都显得无能和无奈。从历史价值观来看末代皇帝并不值得怜悯，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改朝换代才能疏解矛盾。

　　历史周期率是社会进步的外在表现。尽管对一个王朝而言、对末代皇帝而言是一个悲剧，但对社会历史来说是一个进步，是扫除积习，清除腐败，在调整矛盾中继续前进。不管南唐后主李煜“归为臣虏”后抚今追昔的词如何哀婉动人，如何具有艺术感染力，也只是文学而已，而赵光义巩固政权和继续推动统一在中国历史上也算得上是一个丰功伟业的人物。王朝周期率所表现的开创、发展、腐败、垮台江山易手，似乎是不断地循环，实际上是一个螺旋式的上升过程。社会的演变和进步，就是如此无情地以旧王朝为新王朝取代为阶梯的。

　　问题是如何看待社会主义中的周期率问题。这不同于历代王朝的更替，具有不同的性质。因为历史上的周期率在一种社会形态内的政权易手，它不改变社会形态的性质。中国2000多年，一部二十四史记载的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史，是封建社会形态内部的王朝变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