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具有影响力的大国，印度对中国的外交价值正在逐步显现：印度是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衡器；印度是双刃剑之角色国家；印度是重量级权重国家。两国外交关系呈现出“非友非敌”、“冷和平”态势，非盟国体制、非一体化体系状态，非敌对国家、非全方位合作共赢模式，体现为亚战略制衡与竞争（冷和平与微合作）关系。中国必须以宏大战略视野考量和定位中印外交关系，重建中印关系的新外交逻辑，提高中印关系战略级别，构建新型外交价值理念，规避外交负能量，建立战略互信关系机制，由龙象之争变为龙象之和，营造两国战略合作与发展新气象。

　　关键词：中印关系、外交逻辑、战略

　　一、引言

　　基于地缘外交视域考量， 就中国与世界关系而言，中国目前面临三个宏观性问题的影响和挑战：第一，中国作为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在近20 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异军突起，其国家势力陡升，中国现象所构成的“中国问题”（诸如威胁论、黄祸论、崩溃论、崛起论等）必然引起周边国家的战略焦虑，并引发周边区域或者国际结构关系的突变。第二，环太平洋国家，特别是中国周边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开始进行全新的组合，国际关系重心开始向环中国区域位移。伴随着民族主义、宗教主义和恐怖主义势力的日益猖獗，中国周边外交嵌入了新的不确定性因素。第三，美俄两国的外交、经济和军事重心逐渐地在欧洲展开对峙外，同时在西太平洋地区进行新的博弈。在中美俄新三国演义时代，中国地位凸显。受2008 年金融危机和美国亚太平衡战略实施的影响， 中国周边问题面临新的大国压力。这种外交气象使得中国必须以全新的战略视角审视其与世界的关系， 特别是需要重新解读和研判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

　　就中印关系而言， 中国对于印度的国际角色或者区域角色一直存在战略误判，其基本格调表现为：第一，在战略层级上，因忽视或未重视印度的大国地位， 没有将印度视为真正意义上的大国进行整体战略安排；第二，自20 世纪60 年代中印战争后，中国对于中印关系一直在官方和民间中均存在一种“自傲”和“藐视”的外交心态，这影响了中国对印度外交地位的正确定位和应有的重视；第三，受“冷战”、意识形态、信息不对称、沟通不足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中国尚缺乏对中印两国关系的清晰和正确判断；第四，对于中印关系的战略设计与策划，中国尚缺乏足够的政治智慧、广阔的外交视野和宏达的战略思维。

　　二、印度对中国战略价值的一般分析

　　梳理中印外交关系的逻辑前提在于， 考量印度对中国的战略价值。

　　（一）印度——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衡器

　　20 世纪90 年代初，雅尔塔体制崩溃，同时宣告世界开启一个新的国际体系， 世界历史开始发生重大转舵。冷战后时代国际社会基本局势凸显的是：在原苏东地区， 美国与西方势力以北约东扩和欧盟东扩为主轴， 导致欧洲新秩序生成， 即俄国势力的退却，“冷战” 时代的配角———中国地位随之突起。同时，日本经过90 年代初经济崩溃的打击后，其国家活力持续不振， 在大陆中国迅速崛起与海洋岛国日本经济萎靡的比较竞争中， 再次凸显中国势力在远东地区的存在。整个欧亚板块在中、俄、日关系中凸显此消彼长态势。美日加大对中国牵制力度，中美日矛盾突出体现在贸易、货币、海权以及对抗情绪上。在对中国周边势力进行遏制和牵制的背景中， 南亚秩序开始新的组合。美日等国加大对印度的影响力已经成为新世纪以来的重要外交现象。印度在平衡中美、中俄、中日、中国与东南亚关系中地位凸显。

　　（二）印度——双刃剑之角色国家

　　印度与中国均为东方国度，在文化、历史、传统、价值观、现代化经验与教训等方面可称为中国发展的坐标性参照。就此而言，两国就业与失业问题的实质涉及到由“经济”向“政治”转化的新命题。就业、社会保障、贫富差距、腐败和社会公正是两国各自面临的紧迫任务。印度可能成为中国分享发展经验、吸取教训的政治资源。对于中国来说，印度同时扮演另一个角色，即国际贸易危险的竞争者。这同样来自于两国发展模式的相似性。这种制造业与贸易紧密结合的发展模式，使得两个人口大国同时面临人口压力、经济市场压力等内需与出口导向双面竞争甚至冲突的前景。就其后者而言，在全球对中国奉行贸易保护主义运动的背景下，作为经济竞争性威胁国度，印度已经成为中国的主要竞争对手和杀手。作为近20 年最具市场经济活力、发展模式极具相似性的国家，中印之间的经济秩序和关系模式将成为亚太经济的重大命题。双方必将共同面临如何处理双边经济边界和贸易冲突的新外交关系问题。

　　（三）印度——重量级权重国家

　　目前及未来相当一个政治周期， 中国周边局势将面临保守主义运动、地区霸权与军备竞赛、三股势力、海权政治、大国势力等诸多问题挑战。这些生态链均与印度气象存在重大关联。因区域政治变迁，上述因素已经成为结构性政治问题开始不断交集。就中国与周边地缘国家关系而言， 影响或者阻止中国崛起的外部因素主要集中在上述问题上。如，日本已经进入到针对中国的极右式保守化运动中， 并与印度进入到关系发展快车道时期；因资本、财富、霸权、军备乃至战争的链条式关系， 在中国周边关系趋紧背景下，印度快速加入到军备竞赛的行列中；困扰中国国家稳定与安全的三股势力日益猖獗， 因地缘问题印度同时成为敏感国家； 随着中国由内陆型向海洋型国家挺进，并随着能源战略的利益相关性，位居印度洋大国印度的南亚海权战略已经影响到中国的海洋外交半径；印度背后俄美日大国的“靠山”实力使其在中印博弈关系中有可能赢得先机。

　　结论：作为具有影响力的大国，印度对中国的外交价值正在逐步显现： 印度———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衡器；印度———双刃剑之角色国家；印度———重量级权重国家。中国必须站在战略高度上重新梳理和考量中印关系，重建中印关系的新逻辑。

　　三、外交关系的现实呈现：亚战略制衡与竞争（冷和平与微合作）关系

　　（一）中印关系状态呈现出“非友非敌”、“冷和平”态势

　　中印两国划分国际意义的敌友准则主要是（文化）意识形态、国家利益与国际道义。

　　1.（文化）意识形态与中印关系。以此研判中印关系，在中国的价值理念世界里，在现实主义层面上分析， 意识形态的差异性决定中印关系存在相当的外交距离，这几乎主导了20 世纪后半叶中印关系的发展轨迹。20 世纪90 年代，中国奉行超越意识形态分歧和尊重世界发展多样性， 逐渐地拉近了中印关系的距离，但是仍因意识形态等缘故，中印关系并没有达到完全契合状态。而价值认同、政治文化传统、历史记忆等文化因素形成的负效应与新时期中国奉行睦邻友好外交的矛盾交集， 使得中印关系状态呈现出“非友非敌”、“冷和平”态势。

　　2.国家利益与中印关系。在国家利益层面上，因政体差异、领土争端、战略利益互信缺失、潜在经济与贸易竞争对手、大国干预等因素的影响，双方难以形成“中俄式”、“中巴式”战略互信模式。同时由于中印双方没有形成中日历史关系模式， 领土争端基本保持在可控状态， 双方没有爆发大规模经济摩擦或者冲突的矛盾， 亦没有明显处于敌对同盟中分庭抗礼，尚不会爆发两国战争，并且近年来两国经济贸易的积极互动正在不断消解彼此矛盾的困扰。中印两国关系在国家利益领域的矛盾与互利需求， 使得中印关系状态呈现出“非友非敌”、“冷和平”态势。

　　3.国际道义与中印关系。一种可能的发展前景

　　是，双方会因在人权、国际正义、民族自治、国际责任等领域存在不同价值标准，产生一些分歧或争议。但是，国际道义处于道德假设层面，并不会在中印关系中产生实质性影响。

　　（二）中印关系机理：非垂直主导与附属关系、非盟国体制、非一体化体系

　　中印两国并没有有效利用区域结合部文明地区的资源优势，形成全方位的合作型关系，但又不是对抗型关系，亦没有形成明显的战争或者冲突关系，这与彼此形成的外交关系机理存在密切关系。双方的关系机理体现为：

　　1.非垂直主导与附属关系。中印两国均不属霸权国家，也没有帝国战略梦想，对对方没有“圈地运动”的战略企图。在世界产业链和资本体系中，两国均不具有对对方压倒性优势， 经济关系没有绝对的隶属关系。在外交体系中，中印分属于不同的关系体系中，彼此之间没有绝对的主导或者附属关系。

　　2.非盟国体制。历史上不结盟运动的外交理念对双方未来外交关系模式均产生了不小的影响。相同的殖民地经历和民族独立历程， 使独立和自主成为两国共同的外交价值观。战后两国没有采取结盟外交体制， 两国之间也没有在建立盟国体制上作实质性的积极努力， 而20 世纪60 年代的战争也挖出了一个巨大的历史鸿沟，使得盟国体系无法建立。因政体、意识形态、大国干预以及疆独问题等的影响，中印两国没有形成盟国体制。

　　3.非一体化体系。受地缘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受两国战略思维和价值观的影响， 两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并没有形成经济一体化联络， 这成为困扰两国关系发展的主要原因。以其两国人口经济需求而言，两国经济贸易的非发展性为非一体化体系的遗憾现实进行了注解。可见，中印关系类型几乎为无实质性联络的相对隔绝的外交体制。也可以讲，中印关系以“反全球化”体系的非合作、亦非冲突的运动机理，体现为双方缺乏互动性联络的外交气象。

　　（三）中印关系的基本品性：非敌对国家，非全方位合作共赢模式

　　1.两国并不是敌对国家。意识形态、政体、领土争端等问题使得中印两国没有进入到“战略互信”国家联盟体系中， 但是这并没有导致彼此之间的过于紧张或者冲突状态。印度并没有积极依附于某种国际势力而与中国分庭抗礼， 中国也没有将印度作为真正的假想敌以国家战略方式实施对抗政策。

　　2.两国没有开启全方位合作共赢模式。以其大国地位和地理因素， 中印双方本应建立积极的睦邻合作关系。尽管两国领袖们在新世纪试图进行积极合作的努力， 但是双方合作的深度和广度仍存在巨大缺欠。彼此经济贸易量仍处于较低层级上，彼此的企业进驻相对有限。政治领域中的领土问题一直困扰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双方的国家印象及其评价和宣传仍缺乏政治互信， 媒体导向和外交舆论的负面效应大于正面影响。彼此对对方军事动向一直保持谨慎的警惕和忧患情绪。双方对彼此国家崛起的基本走势存在战略焦虑。

　　3.两国关系处于战术制动层面，没有进入到战略合作层面。关于区域外交关系的战略性发展和憧憬仍是两国未来面临的任务。在战略合作的价值取向上，双方过于受历史、战争、意识形态、政体等诸多因素制动，缺乏真正的诚意和长远合作规划。而彼此对对方国家战略发展的种种忧虑和担心， 凸显战术层面对对方制动的努力。

　　结论：总体而言，两国外交关系的现实呈现：亚战略制衡与竞争（冷和平与微合作）关系。但是，随着中印国家实力的迅速提升， 以及世界大国战略的位移，上述外交关系可能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局面，至少两国关系的升级是一种必然趋势。

　　四、构筑新世纪中印大国外交基石与框架

　　（一）厘定大国外交关系，构建新型外交价值理念

　　本文认为， 应以宏大战略视野考量和定位中印外交关系。理由在于：

　　1.中印均为大国（非强国），应存在大国外交逻辑。国际格局的实质是国际行为体主角关系的反映。新世纪以来，中印两国以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内部人口结构急剧变化的国家、整体国力迅速崛起的国家为基本发展特质， 已经对当今乃至未来世界产生巨大冲击力。很显然，中印两国国际身份的巨大变化，必然引起世界主角力量关系的变化， 同时双边关系的内涵、模式以及未来诉求也随之发生具有深远意义的变化。重新梳理和辨识中印大国关系，以大国逻辑审视双边关系，应当成为当然的外交使命。

　　2.事实上，两国一直存在“龙象之争”魔咒之困，双方均具有对对方崛起之战略焦虑。这种战略焦虑的负效应可能固化互为“假想敌”的政治理念，导致两国政治互信的缺失， 无法构建外交双赢的政治基础。由此，如何避免战略误判成为关系焦点话题。

　　3.中印均为世界重要经济体，对原有世界经济秩序的冲力和对未来新经济秩序的建构力日益凸显。因两国发展模式和发展类型的相似性，特别是在国际贸易市场和国际分工领域的雷同性， 彼此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可能成为未来世界经济生态的主要气象。

　　4.两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未来成长性都面临“拉美模式”陷阱的困扰。其发展中的结构性困境、贫富差距、价值观重构、执政合法性等问题形成一个新的生态链， 该问题以集合方式向两国执政者提出新的难题。两国社会治理和可持续发展的经验与技术成为“显学”命题。

　　5.从近期国际生态气象而言，美日俄等国家均与印度形成新的关系组合， 双边关系呈良性互动态势。相对来说，在与大国打交道的比拼中，印度比中国似乎更占先机，就如何厘定大国关系而言，印度或可成为可以借鉴之国。

　　6.中印外交关系模式中呈现出许多非对称性外交互动效应，影响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型可持续发展，需要积极树立新的价值观。应积极面对历史交融度与现实差异（制度）度的矛盾，超越历史分歧，尊重对方的道路选择；有效解决文化认知与外交认同（价值观）之间的矛盾，搭建文化认知平台，疏导文化价值观冲突；理性正视大国角色与（小）外交摹本的非对等，夯实大国外交基石，发展睦邻外交逻辑。

　　（二）规避外交负能量，消除两国关系负效应

　　目前两国仍然存在影响中印战略关系的诸多消极因子，需要采取积极稳妥的外交措施加以应对。1.历史记忆（战争与领土主权）。20 世纪60 年代战争记忆始终是两国建立战略互信的鸿沟， 这场军事冲突营造和渲染了双方敌意的氛围， 阻隔和延缓了两国的军事互信。应在重建大国关系的战略理念指导下，筑造新的合作吊桥，跨越战争羁绊，增加军事互动与合作，推进两国友谊。

　　2.竞争与竞赛。中印双方在军备、核、经济竞争、能源战略通道和海权等领域尚存在巨大战略猜忌和焦虑， 这导致两国均对对方的发展方略和动向持有格外的敏感和警惕，并导致“准冷战思维”的出现，无法产生互信合作的外交模式。打消双方的战略疑虑，实现共赢发展是改变竞争模式与和平竞赛的关键所在。

　　3.第三方。影响中印关系的第三角色（巴基斯坦、大国因素、三股势力）始终发挥作用。第三角色成为平衡中印两国关系的外交支点， 同时又以特殊的存在方式成为影响两国关系的政治因子。如何妥善处理三角关系，是摆在双方面前的外交任务。

　　4.沟通不足。中印关系无法深入发展的主要困境在于缺乏战略互信。导致这一现状的主要原因是缺乏价值认同。导致价值认同缺乏的主要原因在于意识形态差异、政体差异和战略利益之间的矛盾。因此，如何塑造两国关系发展新的价值观，超越意识形态分歧，理解文化与历史差异性，尊重对方社会发展模式的政治选择，建立沟通与价值认同外交机制，是确保中印两国外交发展的主要支点和价值向度。

　　（三）增进外交正能量，建立战略互信

　　中印外交的正能量呈多元复合特征， 必须正确看待并发挥运用。

　　1.发展问题与经验共享。中印历史命运与发展模式、发展困境等存在较高相似度，可以在发展问题中进行资源和经验共享。在城市化、人口迁徙、产业结构、就业与失业、福利化和社会保障等领域互助性合作具有巨大空间。

　　2.安全体系。中印双方应当在金融安全、反恐、危机治理、信息共享、反腐等问题上进行跨国合作，应当积极寻求和建立新的合作运行机制， 深化危机应急合作关系，全方位构建两国安全保障体系。

　　3.构建新秩序愿景。在全球化背景下积极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夯实经济联盟，加强高科技领域合作、促进人才流动与交流、开展文化产业合作，构建两国经济建设以及贸易合作绿色通道。同时，中印两国需要共同研究国际经济秩序重构背景下， 国际新贸易格局中货币、资本等领域的危机防范和危机攻关问题， 以应对国际经济危机矛盾与灾难转移问题。

　　4.文化力量与和平传统。积极发挥双方历史文化相交优势，传承和平亲善传统，以文化纽带联结双边关系，推进文化交流，搭建文化互动平台，拓展文化交流领域和空间。尤其在两国媒体、舆论、网络等文化领域进行正面引导，使得宽容、理解和包容成为双方评价的主旋律，营造积极面向未来发展的文化外交生态。

　　5.战略互需与安全。在新形势下高度重视新首脑外交，建立首脑外交新模式，在战略层面加强政治互信，坚定两国合作的政治意志，制造双赢合作的政治理念，建立军事互信谅解与合作机制，在国际安全、区域安全领域进行广泛合作。

　　结论：面对新世纪中印关系，中国必须改变原有的对印度的“刻板印记”，必须正视印度的战略地位，提高中印关系战略级别，搭建中印战略吊桥，由龙象之争变为龙象之和，营造两国战略合作与发展新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