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到1986年，中央连续发出五个关于农村改革的一号文件。然而，随着1985年粮食生产锐减，农民收入下降，九号院和农村改革面临着社会上、领导层中的质疑声音。经历一番曲折，1986年出台的第五个一号文件虽然没有重大政策突破，但肯定了坚持改革的大方向。此后，高层决策体制变化，农村改革形势复杂，九号院中的“农研室”迎来了新一轮机构改革。

　　1987年秋天，党的十三大后，九号院里的“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发生名称变化，变为“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前边冠名从“中央书记处”变成了“中央”。这个变化起因于高层决策体制演变，具体说是中央书记处职权改变，而与九号院内部无关。对于九号院里的人们来说，这是一个几乎没有什么感受的变化，“农研室”的名称变化，远远没有后来“农研中心”名称变化感觉明显。事过三十年，旧同事闲聊此事，有的甚至没有印象。但是，对九号院来说，进入1980年代后半期，准确些说从1985年秋天以后，高层的政策制定进程，甚至机构内部氛围，都出现了异样。改革情势变得复杂起来。

　　一、第五个“一号文件”的产生

　　1982年到1986年，中央连续发出五个关于农村改革的一号文件。从内容来看，前四个文件都有重要的政策突破或政策创制，第五个即1986年一号文件没有新的重要政策推出。但这个文件却有特殊重要性，其形成过程也另有曲折。

　　1985年11月26日，在京丰宾馆，杜润生召集九号院领导层和部分省市农口领导人会议，讨论来年农村工作文件起草。杜润生开场说：“原来说不出一号文件了，但中央要出，是否还叫一号文件？”这句话的背景是，1985年1月一号文件发出后直到秋天，九号院没有想法继续起草1986年一号文件。在8月30日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由万里提出，会议要求准备继续新的一号文件。九号院于九月上旬组成起草组，用一个月时间完成了初稿。然后，11月26日到12月4日召集了部分省的农口负责人讨论修改初稿。这段话就是这次会议的开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