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软实力”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甚至有人认为，如果不能有效利用本国的“软实力”资源，就不能有效地坚持国家在世界中的利益。新世纪以来，中国学术界和实践领域对“软实力”概念予以高度关注，希望借助“软实力”来提高中国或中国地区的核心竞争力。若想充分发挥“软实力”的功能，则必须澄清“软实力”概念的所指，概念不清必然导致理论的混乱及实践的不确定性。“软实力”概念的澄清问题并未引起中国学者的充分重视，更缺乏对“软实力”概念理解与使用分歧产生原因的分析，而使用隐喻分析该原因的研究则更少。

　　一、”软实力“提出的背景及其传播与发展

　　传统上，强权政治在国际舞台占据主导地位，其所依靠的主要强权工具———军事的、经济的———却导致其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危机，［1］即缺乏被影响者或被控制者的主动承认与认可。同时，霸权逻辑要求维持强权的成本不断增加，［2］又导致霸权的衰落以及管理与政治运作成本的非经济性。国际实力的二元结构理论遭遇了实践的危机。

　　(一)“软实力”提出的背景：强权政治的合法性危机

　　二战后，在国际舞台上军事强权已实际让位于经济强权，美国也正是依靠后者以最终实现其霸权目的的。［3］

　　但上个世纪70－80年代，由于西欧国家及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同时由于石油危机所引发的经济危机的影响，从而使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的经济统治地位遭遇严峻挑战，即巩固其霸主地位的强权工具被削弱。美国学者不禁发出疑问：美国能否仅依靠其经济和军事资源就能保持其世界霸主的地位？

　　历史表明，所有使用“硬实力”工具的大国都遭遇了严重的挑战，最终导致其地位的跌落，如法国、德国及前苏联等。因为，军事资源和经济资源在所有国家的分布都是有限的。因此，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依靠有限的并且正在“消失”的力量保持其在国际舞台上的现状。在信息化、全球化浪潮之下，传统的强权工具正在丧失其合法性根基，建立在其基础之上的二元国际实力理论也招致普遍的质疑。

　　(二)“软实力”的提出及其核心要素

　　理论与实践所遭遇的危机迫使学者们纷纷探索解决该问题的新途径。正是在此背景下，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提出了与“硬实力”相对的“软实力”概念。以军事、经济等强迫(收买等)手段为基础的“硬实力”不同，“软实力”更强调因影响力而引发的吸引力、感召力等等。在约瑟夫·奈的“软实力”原初概念中，文化(在能对他国产生吸引力的地方起作用)、政治价值观(当它在海内外都能真正实践这些价值时)及外交政策(当政策被视为具有合法性及道德威信时)等是“软实力”的主要资源，［4］即核心要素。

　　这种基于影响力而形成的吸引力为本质的柔性力量与“硬实力”相比，更容易为被影响的对象所接受———隐蔽、潜移默化，也更具有合法性———来自被影响者主动的承认与认可。这种合法性的获得意味着合作、协作关系产生的可能性。相反，则意味着冲突的可能性。因此，使国际交往中管理与政治运作成本的降低成为可能。根据这种理解，“软实力”比“硬实力”更具有终极性，因而更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性质。

　　需要注意的是，核心要素本身并不等于“软实力”，基于某种要素而形成“软实力”还需借助其它工具，即首先形成基于某种要素的影响力，进而使吸引力、感召力得以形成，只有如此，关于“软实力”的探讨才是合乎逻辑的。“软实力”的本质在于作用于他者而最终形成的吸引力、感召力，而不在于要素本身———文化、政治价值观或外交政策等。此结论并非想要抹煞基于不同要素而形成的吸引力效果的差异。

　　(三)“软实力”的传播与发展

　　冷战结束之际(克林顿政府时期)，“软实力”概念在美国政治中得到广泛的使用。其后在小布什执政时期，美国政府在未获得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对伊拉克采取军事行动，从而使这个概念暂时失去其现实意义。奥巴马执政阶段，“软实力”概念在实践中重新获得广泛使用，［5］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过了约瑟夫·奈的观点，即提出并使用“巧实力”的概念。“巧实力”概念由苏珊尼·诺瑟于2004年最先提出，［6］其实质在于有效联合军事、经济和“软实力”等手段，以巩固和扩大美国的国际影响并使其行动更具有合法性。但“巧实力”概念的提出并非真正的概念创新，因为约瑟夫·奈并未否定军事、经济等“硬实力”的作用，而是强调“软实力”因其获得“权力”的特殊方式———合法性，而使其更适应信息社会乃至全球化的需要。［7］

　　新千年伊始，“软实力”思想获得普及。例如欧盟、非洲等地区以及美国、英国、俄罗斯等国家都开始寻找“软实力”运用的新观点，同时产生了一系列派生概念，如国家品牌、国家形象等。甚至很多国家的不同机构对各国的“软实力”进行了排名，如斯科尔科沃－安永新兴市场研究所等。中国的领导集体也早已开始探讨“软实力”的使用问题，并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概念。也就是说，“软实力”概念在非西方国家中也得到了普及。两种情况决定约瑟夫·奈概念创新的普及性，即“软实力”隐喻及隐喻“软实力”，我们将分别述之。

　　二、“软实力”思想的普及：隐喻的功能

　　某个事物或某种思想之所以能获得普遍认可与接受，可能存在众多的原因，但是我们不能否定的一个基本事实是这种事物或思想不是难以理解和领会的。根据认知语言学的观点，隐喻作为人类认知世界的重要工具，具有化繁为简、化难为易等特点，从而使人们更容易理解和领会复杂、抽象的事物和思想。

　　(一)解释功能

　　在引进“软实力”这个术语时，约瑟夫·奈提出明确的格言式的隐喻，即长期以来为人所熟知的非常明显的基本事实———人具有对于某种事物或某个人有好感的属性，对于其仰慕者而言，这个喜好的根源具有某种吸引力，因而能据此获得确定属性的权力。这种权力经过其信徒以某种方式的努力将其本身融入或将其行动趋向于这个力量的源泉而实现，再经过为融入而产生的意愿使自己的行为产生变异，最后使信仰得以产生。因此，“软实力”是一种“能够影响他人喜好的能力”，［8］但“软实力”并不仅仅等同于影响力，它同时是一种“能吸引人的力量”。

　　“软实力”隐喻的实质是将常识映射到科学研究领域，使人们更容易理解和领会，从而也有利于“软实力”思想的传播，这类似于日常生活中的“流行”现象。“软实力”与“流行事物”具有共同的本质，即对特殊群体的影响力和吸引力，因而其机制的发挥应具有共同基本程序：仰慕－渴望－模仿－追随。

　　“流行事物”力量(吸引力)之强弱主要取决于被影响者对“流行事物”的仰慕、渴望、模仿及追随的程度。与此相关，“软实力”的大小则主要决定于被影响者对“软实力”源泉构成要素的认可度，而认可度的高低则取决于被影响者对要素的认识程度。隐喻的认知与解释功能则服务于此。

　　(二)概念化与再概念化功能

　　“软实力”实质为基于某种要素(源泉)的吸引力。不同要素将会形成不同的影响力，因而吸引力的性质可能是多样的———由对思想的信服、个人魅力、制度的有效性、各种产品的高质量到生理依赖等等，因而其发挥作用的手段及其性质也是多样化的。为使这些基于不同要素而形成的吸引力抽象化和概念化，以满足于科学领域的需要，约瑟夫·奈将其概括为“软实力”。

　　“软实力”概念提出的过程实际上完成了“新”与“旧”“繁”与“简”“熟悉”与“陌生”等之间的转换，从而“在大脑中形成概念图式，即概念化隐喻，再体现于词汇层面表达”。［9］

　　但经过这个转换，“软实力”概念已不同于日常生活中所谓的吸引力，它已经具备一定的内涵和外延。而“软实力”这个词汇本身也具有隐喻的意味，即相对于强迫、威胁的“硬”力量的“柔性”力量。由于“硬”的概念图式已深刻在人的大脑之中，经过隐喻，“软”的概念也成为不言而喻的图式。

　　“软实力”概念一经提出便处在不断的重新定义过程之中，如苏珊尼·诺瑟、泰德·卡彭特等人对“软实力”概念的完善与发展。约瑟夫·奈本人也在不断地修订其“软实力”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再概念化实质是人们根据对变化了的实践及环境的重新理解，而进行的符号式的反思与批判。再概念化有助于对概念及思想认识的深化，从而有利于“软实力”思想的传播。

　　(三)补缺功能

　　虽然，历史上不乏“软实力”应用的成功案例(尤其是中国历史)，但将其作为概念予以提出的确是约瑟夫·奈的创新，在这个概念提出之前，关于国际实力(权力)的主流观点为典型的二分法，即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所有地区的所有思想家概莫能外。从普希金的诗“黄金说，一切都是我的；宝剑说，一切都是我的。黄金说，我可以买一切；宝剑说，我可以得到一切”，［10］到美国的“胡萝卜和大棒”政策(源于美国前总统罗斯福引用的一句非洲谚语：手持大棒口如蜜，走遍天涯不着急)，都是上述观点的鲜明写照。

　　“软实力”隐喻使吸引力可以作为第三要素补充到这个二分法之中，直接反映了“软实力”众多定义中的一个。“软实力”是指“有能力借助吸引力的帮助获得你所期望的，而不是强力或金钱”，或者说不是因为强迫或小恩小惠。即根据约瑟夫·奈的观点，权力是有能力改变他人的行为，从而获得你想要的。因此，经过约瑟夫·奈的补充，权力的实现方式体现为三种：强迫(大棒)、奖赏(胡萝卜)及吸引力(软实力)。只不过“软实力”因其影响对象的主动承认、认可或认同，因而更具有合法性。

　　约瑟夫·奈用隐喻的方式表达“软实力”概念，这与其学术背景尤其是其从政经历具有密切关系，隐喻的运用符合美国政治家的特点。运用隐喻可以使复杂问题简单化，这也是“软实力”概念能够在理论和实践中得到迅速推广和普及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软实力”概念的不确定性：隐喻的负功能

　　隐喻方法有助于对事物或现象复杂本质的理解与领会，因而有助于其传播。但人们使用隐喻方法在不同领域之间进行映射时，存在对称与不对称的现象。尤其是像“软实力”这种跨国际、跨学科领域的概念与思想，由于语言、视角以及社会文化等差异的存在，更容易导致映射不对称现象的产生，因而导致“软实力”的不确定性。

　　(一)映射的不对称：单一性不足

　　约瑟夫·奈对“软实力”命题进行了公式化，即结构化，从而使“软实力”思想向实践的转化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同时，隐喻可以使人们较容易理解和领会某些概念的基本内涵，对“软实力”基本思想的推广具有特定的推动作用，因而在社会实践及科学研究领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是，由于映射不对称现象的存在，从而使人们用隐喻意义(价值)刻画“软实力”时，常常导致概念明确性、单义性本质的不足，即其概念表述的不确定性。因为，隐喻所提供的“见解是开放的，会导致新的隐喻以及新的见解产生”。［11］

　　因此，约瑟夫·奈用隐喻刻画“软实力”的结果必然导致关于“软实力”所指的争论。结构化无法保证“软实力”所指的单义性，因为结构化主要针对的是构成“软实力”的源泉———“软实力”之所以形成的要素，而不是“软实力”本身。同时，结构化使人们更强调要素的重要性并将要素本身当成“软实力”本身，如很多中国学者将文化当成了“软实力”本身，从而忘记了“软实力”的吸引力本质。

　　(二)再概念化：产生新不确定性

　　如上文所述，“软实力”概念的提出与传播经历了概念化与再概念化的过程，很多研究者和实践者都参与了这个过程，包括约瑟夫·奈本人在内。这个过程本身也表明“软实力”概念尚处在走向成熟的过程之中。

　　其实从约瑟夫·奈1990年发表其代表性文章时起，争论就已经开始了。他指出“软实力”是指有能力“使他人想你所想”。在2012年初，他使用了新的表述，根据这个表述，“软实力”是指“有能力借助于信仰和吸引力达到目的，而不是借助于强迫或付费”。［12］

　　在这两个时间段之间，约瑟夫·奈曾多次修正自己的定义，也就是说，正是运用隐喻致使其在基本概念的界定方面存在一定的模糊性。虽然，其他研究者及实践者对“软实力”概念的丰富化及发展做出一定的贡献，但“其他研究者基本上是根据奈的观点加上自己的领会来定义‘软实力’的概念”，［13］从而使这个本来就具有模糊性、不确定性的概念更加复杂化，因而不利于科学研究及交流平台的建立。这也有悖于科学研究的宗旨。

　　(三)隐喻的创造性：多义性产生的原因之一

　　隐喻的创造性使学术思想得以丰富和发展，同时也是多义性产生的原因之一。在“软实力”思想领域表现为学者们对“软实力”术语的不同界定。伦敦布鲁内尔大学研究人员范英曾对不同学者对“软实力”概念的不同定义表述进行总结概括，总结出五类不同的定义表述：

　　1.“软实力”是指……有能力形成别人的偏好；

　　2.“软实力”是指……有能力吸引(他人)，而吸引力经常致使他人作出让步；

　　3.“软实力”是指……有能力借助文化的或意识形态的吸引迫使他人想你所想；

　　4.国家可能在世界政治中获得为其所愿的结果，因为，其他国家欣赏、钦佩其价值，支持其行为(榜样的力量)，愿意追随其后并努力达到其繁荣和公开程度；

　　5.“软实力”这是领导者的关键要素，是一种迫使他人想你所想的吸引力、准确概括问题及确定议事日程的能力。［14］

　　这些定义表述分别与“改变”“吸引力”“基于某种东西的吸引力”“国家形象”“领导力”等关联，说明“软实力”很大程度上是与吸引力或者无序联系在一起。

　　而在实践及理论研究中的情况更加复杂。问题的产生可能是多方面的，但隐喻的运用很可能是其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虽然隐喻“为社会一定时期提供特定的观点”，且利于人们理解与领会，从而使其某种思想或观点得以迅速普及。但是，由于隐喻本身的原因却又导致观点的变化、“启发新意义的形成”和新隐喻的形成，即“隐喻是一种意义发生冲突和意义诞生的过程”。［15］

　　因为，隐喻意义具有创造性和不断变化的特征，也就是在原有隐喻意义的基础上会形成新的语义关系———多义现象的产生。因而，建立在隐喻基础上的概念本身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建立在不可靠概念基础上的理论大厦也将缺乏稳定性，这样就会限制理论对现实的指导作用。

　　虽然约瑟夫·奈对其“软实力”思想予以公式化(结构化)，而使其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但尚不能使“软实力”思想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因为，我们无法用该“理论”保证结论的准确性与可靠性———因隐喻而引起的基础概念内涵的不确定性。因而，隐喻既促进了“软实力”概念的普及，又导致其内涵的不确定性。而科学研究则要求我们：首先“软实力”作为理论概念应该是摆脱无序的纯粹概念；其次，作为概念必须探讨其背后的专门意义或特殊意义。在澄清上述问题之后，“软实力”概念才能成为国际关系最有魅力的分析工具。而实现上述任务的主要工作就是摆脱其隐喻的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