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近现代国际关系的演进史，我们不难发现，不论是局部战争还是世界大战，通常是由大国主导和参与的，而最后决出的胜利者则会按照其意志去构建新的世界秩序。有学者认为，由于这样的战后秩序往往缺少持久和平的基础，因此无政府状态导致的“安全困境”虽然在理论上能够解释大国的分歧，但在实践中，治理大国分歧的努力常常徒劳无功。然而，历史的进程并非完全如此。

　　大国关系的历史追述

　　1815年结束的维也纳会议，在欧洲外交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其特点之一是在认可国家主权和“均衡”原则的同时，几个“大国”（Great Power）同意在缺少稳定的国际体系中寻找共同利益。从此，国际法领域和大国的外交实践中开始屡屡出现“大国和谐”的理念和机制。这一强调“集体安全”的原则为一百多年后的美、苏、英等国领导人在构思如何重建二战后的国际秩序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但是，由于二战后国际秩序长期处在美苏两极的冷战状态，人们在审视战后国际关系时，更多看到的是两国的分歧引发的对抗，而不是他们为了消除分歧而作出的种种努力。

　　实际上并非如此。自从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之后，美苏两国领导人不仅建立了直通的“热线”，而且双边高级别会晤从未间断。如果没有这些必要的对话与沟通铺垫，美苏两国也不会在20世纪70-80年代签署一系列“限制战略核武器条约”（Strategic Arms Limitation Trenties，简称SALT）。尽管有人坚持认为，这些和谈是强权政治所需要的烟雾弹，抑或是大国之间惯用的尔虞我诈，但事实是，美苏对话在一定意义上能够让双方了解各自的底线，从而确保两个最大的核国家不会从一般性的分歧走向全面的对抗。这既是外交使然，也是当时处理两国分歧的有效途径之一。

　　通常，国家间的分歧可能由以下情况引发：双方（或其中一方）忽视各自的核心利益所在；双方不透明的战略意图与实力造成彼此间的误判；双方在边缘利益上拒绝做出必要的让步，导致在核心利益上难以达成共识。此外，还包括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难以相互兼容各自所追求的目标。在此情景下，国家间分歧可能扩大甚至转为对抗。不过，既然美苏之间的上述重大分歧在冷战期间都能够得以被管控，那么冷战结束后，那些承担维护和平责任的大国更应该继续探索如何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从而有效管治大国间的分歧。

　　大国分歧治理的可行性

　　冷战结束后，全球范围内国家间冲突已难再现，但是大国在国际体系、生态治理、文化价值观等方面的分歧依然存在。与此同时，在全球化和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非传统安全问题正日益困扰着世界各国。如何正确认识并有效治理大国的分歧，成为各国关注的紧迫问题。2012年，习近平主席在“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致辞中指出，“中美正在积极探索构建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无论这一理念是来自古老的中国智慧，还是来自对近现代西方主导下的国际体系弊端的深刻反思，其关键是在揭示旧欧洲国家一直奉行的“强权政治”与美苏两国的冷战思维已经与当今的时代潮流大相径庭。为此，中国愿意率先与其他大国尝试发展与时俱进的“大国分歧治理”的新范式。

　　在国际事务中，“大国”意味着这样的国家，其不仅渴望得到应有的尊重或者影响他国，同时渴望得到更高的政治地位以及物质力量。然而，各大国在现实中如何分配“权利空间”或者保证平稳的“权势转移”，则关系到其安全及核心利益。历史上不少战争就是因此而发生的。鉴于此，负责任大国之间的正常关系，首先应该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和基本尊严，同时也要坦然接受双方应有的分歧甚至局部的合理竞争。其次，国家间应做到不搞对抗的同时扩展共同利益。实际上，只要双方尊重各自的政治、社会制度选择，国家之间就有可能理性地看待彼此的安全诉求。即使源于同一文化背景，国家之间存在分歧也是合情合理的。再次，作为守成大国，应该从全球战略的高度看待新兴国家的崛起，而不是抱着陈腐的对抗思维拒绝承认这些国家不断变化的国际地位，抑或挤压他们应得的战略发展空间。目前，以中国、印度和巴西等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已将本国的经济发展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新兴国家在局部地区乃至全球的影响力亦不言而喻。在外交上，守成大国应该尽可能地摒除“零和思维”，例如指责后者战略意图或战略决策缺乏透明度，然后以此为由，拒绝在权益共享和责任分担问题上做出相应的让步。

　　实际上，当全球化让世界各国变得相互依存，而科技的突变进一步让传统的国家概念显得落伍时，守成大国不得不时常接受来自新兴大国的竞争。研究表明，新兴大国的变革诉求主要集中在全球治理的内容和制度设计层面，即认同并接受目前国际秩序的基本制度及其规范。 一般来讲，多数新兴大国的崛起战略是务实而稳健的。由于新兴大国与传统强国之间的谈判会影响全球局势变化，因而传统强国对待新兴大国的方式或将是大国分歧治理的关键因素。此外，大国分歧治理不只限于正式的政府之间，除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贸易组织（WTO）等国际组织外，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也存在继续扩大合作的空间，甚至可以帮助负债的传统强国尽快走出经济颓势。在全球经济仍处于缓慢、脆弱复苏的背景下，中国却正在通过努力塑造世界经济新格局来赢得更大的话语权。尽管仍有人坚持认为新兴大国的政治抱负最终可能破坏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规则，然而，近年来的实践证明，无论是传统大国之间、还是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存在的分歧，都将在相互依存的全球化环境中逐步得到妥善处理。

　　中国与俄罗斯、美国关系的启示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及其志在实现世纪之梦的决心，让越来越多的专家认为中国终将获得其世界大国的地位。哈佛大学的尼尔·弗格森就是坚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之一。在当今国际事务中，中美、中俄关系无疑属于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范畴。然而，中国与俄、美关系的结果却不尽相同。首先，中国外交以俄罗斯为优先之一，表明了中国政府在国际事务中选择最优先伙伴的标准，涉及对本国安全的影响、国家发展的互补性水平，意识形态的价值倾向等因素。不仅如此，2013年3月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时，明确重申俄罗斯在中国外交关系中占据的优先地位。就中俄战略伙伴关系而言，两国领导人不仅强调共同发展和互利双赢的原则，而且主张国际秩序的多元化，特别是在相互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以及两国国内政治经济体制转型时期的战略诉求上达成基本共识。换言之，中俄两国领导人能够从长期战略的高度看待双方的分歧，并在国际事务中积极开辟协调与合作的空间。

　　相比之下，同一时期的中美关系却经历了明显的跌宕起伏。从2011年起，中国领导人就一再诚恳地提出中美两国关系应该建立在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基础上。为此，习近平曾提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其目的是要打破历史上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必然走向冲突这一所谓的恶性规则。作为战略性概念，中国政府从一开始就是务实与真挚的，并且在公开场合承认并尊重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地位。但是，华盛顿政府却对中国的核心利益与安全感受缺少俄罗斯式的理解。的确，中美双方业已达成了不少共识，例如新世纪的大国关系必须摆脱对抗与零和博弈的历史魔咒等。但在具体问题上，美国却不断制造新的分歧，例如，“亚洲再平衡战略”“南海紧张局势”以及所谓的中国“间谍案”。这些症结证明，由于中美两国缺乏战略互信，美国社会中仍然不乏怀疑中国、担忧中国乃至遏制中国的利益集团。结果，中美关系仍然面临着许多不确定因素甚至直接的挑战。

　　战略互疑是大国关系中的难点之一，妥善处理大国分歧的真谛在于管控而非根除战略互疑。在这方面，2014年中美两国通过高层接触、工作层沟通和实质性合作管控分歧的努力取得了积极成效，展示出走向成熟的大国关系所应有面貌。即便在并不十分有利的条件下，中美两军关系仍然取得重要进展，例如，双方同意建立重大军事行动通报机制、商谈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以及共同举行军演等实质步骤。显然，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仍然需要具体的相互尊重与宽容。然而在这一点上，美国人在其历史形成时期表现出相当的自以为是和急功近利。

　　综上所述，真正实现“大国分歧治理”任重而道远。但无论是历史上的启示还是当今的现状，都表明逐步改善大国之间的相互猜疑还是充满希望的。一方面，科技的进步、全球化的演进以及人类文明的提高都极大地弱化了传统的对抗意识。与此同时，“尊重、合作、共赢”正在成为普遍的共识。换言之，国家之间已经具备了更多相互理解或共享信息的途径，挑起大规模战争之举不再被任何国家所接受。另一方面，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领导人都提出符合历史潮流的倡议，包括“新型大国关系”和“大国分歧管控”等。这些新理念正在世界各国、特别是大国之间的相互磨合中得以检验，目的就是在竞争与合作中探索出一条最佳的消除大国分歧与猜疑的途径。

　　（本文作者为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