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政府处置群体性事件需要在法律的框架内，采取灵活的策略，开放信息通道，积极回应民众诉求，走群众路线，正确看待群体性事件中的组织化和非组织化特性，切忌随意夸大其政治性，使事件的处置回到其正常的轨道上来。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更好地控制群体性事件的后果。

　　【内容提要】 群体性事件的组织程度，对群体性事件的后果有直接的影响。典型案例表明，具有明显组织性的群体性事件，因民众的表达能够纳入组织化的渠道，其破坏性相对较小，而缺乏组织性的群体性事件，因民众表达无序，其破坏性也相对较大。然而，组织化的群体性事件，由于潜在的政治性往往被政治体系所排斥。因此，对群体性事件的后果控制，政治体系需要有正确的政治认知，通过集体行动的边界确定来控制行动的结果。

　　【关 键 词】组织化/非组织化/群体性事件/组织学

　　一、问题的提出

　　有关中国的群体性事件研究，并引起学界的关注，不仅源于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群体性事件频发，带来了棘手的社会管理问题，而且还与其可能引发的负面效应有关系。在这些研究中，有关“群体性事件后果的影响因素”的研究最为重要。从逻辑上讲，只有弄清楚影响群体性事件后果的变量，才有可能针对性地提出应对之策。然而，从既有的文献来看，有关群体性事件的研究比较丰富，比如有探讨群体性事件发生原因的文献[1]；也有探究群体性事件过程机制的文献[2]，等等，但有关群体性事件后果的研究明显不足，正如肖唐镖所认为：“国内学界对群体性事件后果缺乏应有的关注，相关研究十分薄弱，至今尚无专题性系统研究，亟待开拓。”[3]

　　从已有的经验来看，群体性事件组织程度的差异对其后果具有显著的影响。“无组织化”的群体性事件具有难以预防、难以控制与难以协商等特征，从而成为群体性事件的最大风险[4]。相对而言，“组织化”群体性事件则表现为行动的有序、后果相对可控以及与政府协商的空间大等特性。然而，政府在对待或处置这两种不同类型的群体性事件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态度和行为形式却截然不同，反映了在特定时期政府特定的行为逻辑。当然，本文无意过多地去探讨政府的行为逻辑，拟重点从组织学的角度去讨论在群体性事件过程中的组织化与非组织化特性为何会形成不同的后果?进而从理论上深化群体性事件的组织程度与暴力程度关系的理解，从而探讨群体性事件软着陆的根本方向。而已有的文献对这些问题鲜有提及。本文将以权威媒体公开的案例资料为依据，试图对上述问题作出回应。

　　二、群体性事件的特性与后果：典型案例的呈现

　　如果根据群体性事件发生过程的组织性程度，最终可分为“非组织化的群体性事件”和“组织化的群体性事件”两类。前者指行动者事前没有组织策划，受到某个突发事件的刺激，以意外事件为导火索而演变成的群体性事件。而后者指行动者在事前作了充分的组织准备，包括计划和方案的制订以及确定时间和地点等等，目标指向比较明确。经验表明：群体性事件的组织程度与暴力性具有很强的相关性关系。已有研究发现：组织程度不同的群体性事件，其后果呈现出不同的差异，暴力较少出现在领导者带动的抗议运动中(见表1)。肖唐镖教授随机对1189个群体性案例的统计分析也表明：群体性事件中的组织程度与其暴力程度成反比[5]。

　　我们以近期发生的几起影响比较大的群体性事件为例，来说明组织程度与暴力程度之间的关系。从表2统计的情况来看，较多的组织程度低的群体性事件，往往会带来更为严重的后果，反之亦然。

　　为了更深入地分析不同性质的群体性事件所产生后果的差异，我们再以两个典型的案例为依据，梳理其过程。

　　1.组织化的群体性事件：厦门PX事件

　　2007年的厦门PX事件，因群众的“集体散步”的有组织表达方式，引起了国内外媒体的关注，此次事件也因过程的“组织性”凸显而成为了“组织化群体性事件”的典型代表。

　　2007年两会期间，“关于厦门海沧PX项目迁址建议的提案”成为了厦门市政协一号提案。该提案的主要内容是：对厦门PX项目的选址及其可能带来的环境安全隐患提出了质疑，并建议迁址。该提案随后被各大媒体报道并转载，即刻引起了市民的关注。群众提出质疑：为何如此重大的、可能危及公共利益的项目，事前没有告知公众?

　　由此，围绕PX项目的信息，通过互联网等各种渠道不断扩散。网络红人连岳在其博客和媒体专栏里的评论及转载的国外相关文章，进一步推动了事件的发展，市民对PX项目的反对之声也越来越强烈。一条短信成为事件的转折点，短信使事件从分散的意见表达演变为组织化的集体行动。

　　2007年6月1日，许多市民高举着“反对PX，保卫厦门”的横幅，手绑黄色丝带，“集体散步”至市政府门前，表达反对PX项目上马的诉求，参与人数达8000到10000人之多，集体行动持续到2日。在得到政府的暂停改项目的承诺后，群众逐渐散去。后来，政府召开听证会，经过多方的征询意见后，决定迁建PX项目，事情圆满得到解决。①

　　2.非组织化的群体性事件：贵州瓮安事件

　　2008年的贵州省“瓮安事件”起因于家属不满官方对李桂芬的死亡鉴定，连续的上访官方都不予理睬后，群体情绪迸发进而导致打砸动乱的群体性事件。事情无迹象，也没有经过任何组织者的组织，属典型的“非组织化”群体性事件。

　　2008年6月22日凌晨，瓮安三中初二(6)班的学生李桂芬溺水身亡，但家属不接受这一结论。为此，24日公安机关组织两次尸检，但结果并无变化。死者家属坚持认为李桂芬的死另有隐情，尸检结果判定不公。于是，死者家属以尸体作要挟，试图讨个说法。

　　死者家属的这一做法引起了政府的不满。2008年6月28日，瓮安县公安局下达《尸体处理催办通知书》，要求家属在17天内处理尸体。这一强制性的举动催化了死者家属的情绪失控，也激怒了旁观群众。群众认为当局如此强硬的处理方式是在掩饰某种真相，是一种赤裸裸的司法腐败。于是，当地群众自发去瓮安县政府，以表达不满。在行进途中，旁观群众不断的加入，到达县政府时，人数已经达到了上千人。由于当天是周末，政府没有上班，因此游行队伍又转移到了县公安大楼。此时现场秩序发生骚乱，伴有打砸行为。该事件持续了近7小时，导致冲突全面升级，演变成一件恶性的群体性事件。②

　　3.不同性质群体性事件后果及处置的差异：两个案例的比较

　　从上述两个案例的简要叙述中，可以发现其不同的特性，即前者具有组织化的特性，而后者则非组织化特性明显。同时，政府的处置方式也呈现出一定的差异。

　　首先，厦门PX事件的“组织化”表达与政府的积极回应。相对而言，尽管厦门市民的有组织的“集体散步”表达，造成的社会后果是可控的，但由于其政治体系对其潜在的政治性可能转换的担忧，再加之组织化表达更有利于行动话语的塑造和框架整合[6]，因而推动了政府的积极回应。比如，从2007年6月2日开始，政府通过向市民散发相关的宣传单和科普读本、召开新闻发布会、重新启动厦门市全区域的规划环评等。2007年12月5日，中国环科院环评报告正式向社会公布，同时启动公众参与程序，以各种形式听取公众意见。2007年12月13日和12月14日，通过摇号的方式产生的106名市民代表和自己报名参加的近百名人大代表以及政协委员参与了PX项目区域环评公众座谈会。2007年12月21日，福建省政府和厦门市政府决定顺从民意，将PX项目迁至漳州古雷半岛。政府的积极回应，推动了问题的解决，而民众的有组织表达为双方的协商提供了可能和机会，最后达成一个双赢的结果，即市民的诉求得到了满足，而政府也在处置过程中获取了合法性资源。

　　其次，瓮安事件的“非组织化”表达与政府的被动回应。瓮安事件的“非组织化”行动主要表现在行动方式的非理性和后果的不可控。比如，2008年6月28日，群众与警察发生了肢体冲突，群众甚至采用暴力手段与警察抗衡，并且伴有“打、砸、抢、烧”等严重暴力行为。

　　群众的行动升级与政府的被动回应有直接关系。政府的被动回应主要表现在信息的不透明和处置方式的简单化。如：2008年6月28日，贵州省委指派干部到达现场，对现场进行紧急处理，但由于处理的方式比较简单，要求群众不要轻信谣言，要求群众疏散等，而对事件的前因后果缺乏告知。在经过媒体增加对案件事实本身的报道，并针对该事件召开了专门的新闻发布会，通报事件的前因后果后，同时，第三次对李树芬实体进行尸检，通报结果并启动干部问责，相关责任人被免职，最后才使问题有所缓和。

　　由上可知，组织化的群体性事件，往往目标指向比较明确，比如，厦门PX事件，目标就是反对项目的上马，而非组织化的群体性事件并没有明确的目标指向，比如瓮安事件，行动的目标不明确，没有特定的目标指向。然而后果却截然不同，前者虽有明确的目标指向，但属于权利诉求，缺乏政治性，后者没有明确的目标指向，但呈现出了一定的政治性。可见，不同的处置方式有可能会带来不同的后果。

　　三、组织化与非组织化：群体性事件后果的组织学分析

　　组织化与非组织化的群体性事件的后果为何会有如此差异?需要从理论上来分析其逻辑结果，为我们在正确对待群体性事件的性质上更具灵活性，以寻找群体性事件软着陆的方向。

　　1.组织化与集体行动及其后果

　　按照西蒙的有限理性理论，人类是没有能力进行最优化选择的。因为人类的自由与信息太受限制，因而达不到最优化。在有限理性的背景下，他们只能逐步地决定，为每个他们所要解决的问题，选择首个符合他们最低满意度的解决方法[7]。同理，由于行动者的行动受到环境的物质条件、结构性条件以及人类自身条件的约束，这些条件规定着行动的自由和理性。他们只能在行动的过程中逐步地来决定其下一步的行动方向和行动的内容，即所谓的“走一步，看一步”。

　　从经验来看，个体的行动者很少有明确的行动目标，他们的计划和目标往往是多重的，或者说是多变的。而且，他们在行动中常常又会改变目标和不断地调整计划，这是因为复杂的外部环境以及无法预见的后果迫使他们面对新的环境需要重新考虑他们的立场，调整其行动计划。然而，他们的行为又是积极的，且具有两面性，即进攻性的一面和防御性的一面。进攻性的一面是为了提升地位而抓住机遇；防御性的一面则是为了维护和扩大自己的自由余地和行动能力[8]。因此，个体的行动者在参与集体行动的过程中需要组织化。只有组织化才有可能限定其行为的边界。在组织化的集体行动过程中，因有明确共同目标指向，而行动者大多是直接利益相关者，因而合作成为可能。当然，合作并不一定是行动者本着善意的愿望而展开的联合，而是只有合作，才有可能利用集体的力量来达到共同的目标。

　　进而言之，组织化的集体行动意味着行动者进入一个组织，尽管这个组织可能是无形的或隐性的，而一旦进入组织，行动者就要在某种程度上遵守这个组织的规则，从而自觉或不自觉地约束其行为。当然，从另一个层面上看，行动者的组织是理性决策的整体，因而这个组织的边际是不确定的，其成员有建立和扩大他们的自由余地的可能性。因此，尽管决策的理性是有限的和受到约束的，但不会被完全限定的。但总体上看，个体有组织的行动不是中立的，也不是消极被动的，而是有目的性的，由此提供了达到共同目标的可能性。

　　可见，组织化的集体行动的后果往往是可控的，一般具有可确定性的效果。在上述厦门PX事件中，因为行动者的共同目标是反对PX项目的上马，也即PX项目搬迁则意味着诉求目标的实现。因此，为了这个共同的目标，行动者必须合作，而合作的前提之一必须限制个体的行动空间，在行动上保持高度的一致，保持行动的理性，否则目标就难以实现。

　　2.非组织化与集体行动及其后果

　　与上述情况相反，为何非组织化的集体行动结果难以控制?如前所述，个体行动的目标和计划是多重的，外部环境对其行动的改变有着很大的影响。由于非组织化的集体行动，共同的目标不是很明显，缺乏具有约束力的共同性规则，从而使得每一位行动者对其他行动者拥有某种权力，而且是很大的权力。这种权力之所以很大，是因为它所控制的不确定性来源对于这些人来说始终是存在的，而正是行动中的不确定性领域，为行动者的自由余地留下了空间。

　　不确定性领域通常有两种形态，一种是客观的不确定性领域，这种领域是基于诸种客观因素而建构的领域，比如，行动者外部的不确定性技术环境、市场环境与现实环境等等；另一种是主观的不确定性领域，这种领域是基于某种人为主观因素而建构的领域，比如，行动者的个性特征，对信息的辨别能力以及对机遇的把握能力等等。因此，行动者在行动的过程中，容易被环境所左右，被集团所控制，出现与集体目标相左的行为。具体一点来说，非组织化的集体行动中，个体行为没有来自组织的压力与束缚，不受组织条条框框的限制，行动者行动的自由余地会因为行动者本身而表现出不同的弹性，因而，其行动很难得到控制。如果每一个个体都是一个不受规则约束的个体，这样的个体组成的集体，其行动的后果显然是不可控的。

　　比如，贵州的瓮安事件，就是由一个个分散的个体组成，没有确定的共同目标，也缺乏必要的组织化过程，因而在行动中，个体行为没有来自组织的压力与束缚，容易被环境所左右和感染，最后导致集体行动的后果不可控，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3.组织化与非组织化：政府处置的逻辑

　　组织化与非组织化的群体性事件，其后果具有明显的差异，然而，政府在处置的方式上却有明显的差异。

　　非组织化的集体行动，由于其弱政治性和组织性，起初往往容易被政府漠视，而一旦问题升级，矛盾聚集，处置措施又往往过于注重策略技术，忽略基本的原则。因此，非组织化的集体行动的政府处置，遵循的是策略性的原则[9]，被动的回应。然而，政府处置的策略性逻辑，对于控制单个个案可能有一定的效果，但不能使事件朝着良性的方向发展，而且也不利于问题的根本解决和对突发事件的后果控制。比如，上述贵州瓮安事件的案例，虽然起初政治性和组织性不明显，但发展到后期，出现了“打、砸、抢、烧”等严重的暴力行为，后果失控，且把政府机关作为攻击对象，具有了一定的政治性。

　　组织化的集体行动，由于一开始就有明确的行动目标，且有组织化，因此，后果基本可控。但由于组织化容易转化为政治性，因而又常常被政治体系所排斥。在处置组织化的集体行动过程中，政府一方面积极回应，遵循灵活性的处置逻辑；另一方面又对行动的组织者提高打击力度。比如，政府在处置厦门PX事件中，为了控制影响，一方面动用各种力量屏蔽短息，封锁消息；另一方面对群体事件的组织者予以打击(如对大散步行动中积极发言的市民李某刑事拘留55天)。

　　不同特性的群体性事件后果的政府处置逻辑的差异，反映了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中国的政治特性和取向。然而，群体性事件的后果有效控制对当下中国的政治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因而在揭示中国政治逻辑的同时，寻找群体性事件控制的软着陆的方向是当务之急。

　　四、群体性事件后果的控制

　　1.组织化与非组织化的政治认知

　　群体性事件后果的控制，首先需要我们要对组织化与非组织化要有一个正确的政治认知。政治体系之所以对组织化的集体行动高度警惕，是因为政治体系担心过度的组织化容易会滑向政治化，可能会带来严重的政治后果，从而容易造成治理性的合法性资源的流失。其实，从理论上分析，组织化与政治性并没有必然的关系。组织化与非组织化相比，其优势就在于它有能力提供一种更为可靠、也更为有用的路径，来建构参与者、行动者与主顾的人类领域。换言之，组织化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合作，解决大家所面临的共同难题。带有政治性后果的群体性事件，目标是否定现有政治体系的合法性，行动具有很强的政治目的。从现有的群体性事件的性质来看，这类性质的群体性事件是非常罕见的，大多数群体性事件是基于利益的诉求，其表达方式有基本可以归入利益表达的行列。个体的组织化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与政府讨价还价的筹码，增加了集体行动的能力，但并不一定会构成对政治体系的挑战。从政治学的常识来看，“组织是通往政治权力之路，也是稳定的基础，因而也是政治自由的前提。”[10]因此，把这些单个的个体组织起来，既能够限定行动者的行动，为了共同的目标产生一种向心的倾向，又可以控制行动的后果，在行动者与政治体系之间寻找到双方可以接受的平衡点。那种把组织化与政治性后果之间的关联想象是无助于问题的有效化解，我们需要对组织化与非组织化要有一个正确的政治认知。

　　2.组织化与非组织化行动后果的控制

　　尽管组织化与非组织化的后果有差异，但对政治体系而言，这两种后果都需要精心控制，因为任何事情都是相对的，在外部环境的作用下也有可能相互转化。

　　一般而言，组织化的群体性事件的后果虽然是可控的，但也并非是决定的，在一定的条件下也有可能向相反的方向发展。因为组织化与非组织化本身就可以相互转化，即起初的行动可能是有组织的，但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比如，外部的制度性压力，组织者个人主观的变化等等，也有可能转化为非组织化集体行动，其后果也有可能会出现难以控制的局面。反之亦然，起初非组织化的行动，在经历了目标失败后，也有可能转化为组织化的集体行动。因此，对集体行动的后果的控制是十分必要的。

　　对组织化集体行动的后果控制，主要控制其事件的性质，在法律的框架下进行，依托相关的社会组织来进行。这样，既可避免集体行动规模的无限扩大，也可规避行动的升级，增加双方协商的可能性，寻找双赢的结局。对非组织化的集体行动的后果控制，则主要控制其行动的有序性，政府需要对民众的诉求积极回应，信息透明公开，从非组织化向组织化转化，后果在可控的范围之内。

　　总之，组织化与非组织化的集体行动后果都需要进行策略化控制，非组织化的集体行动需要将分散的利益进行整合。如果缺乏有效的组织化对分散利益诉求进行整合，就无法引入理性对话、谈判和协商的冲突解决技术，因而也就无法控制群体性事件的后果。组织化是抑制群体性事件的重要组织工具；而经过组织化的个体利益与国家之间的沟通、合作，将为现代化过程和社会转型所需要的稳定与和谐提供可持续的资源[11]。

　　3.组织化行动的边界确定

　　组织化行动虽然具有后果可控、行动有序等特性，但由于其目标的明确指向，集体行动的合力，因而对政府施压的压力也非常大，这也是为什么组织化的集体行动被政治体系所排斥的主要原因。因此，即使是有组织的集体行动，也需要进行边界控制。

　　组织化行动的边界首先是规模的控制。集体行动一旦超出一定的规模，任何有组织的表达行动都有可能会给社会带来后果，影响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转，因此，组织化行动首先要控制行动的规模，包括时间和空间上的规模。行动规模的控制，一方面需要政治体系开放信息的通道，扩大业已存在的组织活动的空间，快速反应的应急机制的运作；另一方面也要求集体行动的组织者对行动规模的自觉控制，以及具备对民众超越边界的合法性制约力量。其次是性质的控制。如前所述，从现有的群体性事件的经验来看，其性质大多是利益诉求，但也要防止因处置不当而转化为政治诉求。群体性事件的性质控制，关键之策在于限制政府的权力边界，转变政府的职能，提升其公共服务的能力，提升政府的信任度。贵州瓮安事件的升级，许多无利益相关者的加入，与基层政府的政治信任度下降有直接关系。最后，组织化行动的边界控制要重视网络舆情的力量，重视网络舆情在集体行动中的作用，要知道，许多突发性的事件背后都有网络的作用[12]。

　　总之，政府处置群体性事件需要在法律的框架内，采取灵活的策略，开放信息通道，积极回应民众诉求，走群众路线，正确看待群体性事件中的组织化和非组织化特性，切忌随意夸大其政治性，使事件的处置回到其正常的轨道上来。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更好地控制群体性事件的后果。

　　注释：

　　①资料来源：中国新闻周刊，http://www.chinanews.com.2007.12.28.

　　②资料来源：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gn/news/2008/07-01/1299094.shtml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