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理解现代中国国家建构的关键，在于厘清政党国家的兴起、兴盛与走势。从历史的角度看，政党国家的兴起，是由于帝制中国内部很难生长出民族国家，需要先知先觉的建国者促成中国的现代国家转型。从理论的角度讲，后发外生的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必须借助于一种后发先至的国家建构方式，才足以解除国家建构的窘迫状态。在足以实现后发先至的国家建构方式上，只有政党国家具有优长之处。政党国家借助于高度组织化的力量，将分散的国家建构力量迅速聚集起来，以政党强大的政治意志形成国家的建构意志。在国家建设过程中，这样的国家形态也有促成国家发展奇迹的效用。但政党国家借助政治意志而非法律程序治理国家的定势，不利于国家的稳定和有序。因此，它总是处在迅猛崛起和疾速衰颓的非正常状态，因此需要因势利导，进行政治改革。

　　关键词：以党建国；帝制中国；政党国家；先觉后觉；国家兴衰

　　明清交替之际，帝制中国就遭遇了结构转型的问题。“以天下私一人”与“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的观念兀然对立，似乎呈现了国家的不同走向。但清政权的建立，使中国进入最后一轮的王朝修复机制，遮蔽了国家重建的历史挑战。历史绵延到晚清，国家的重建，不再限于天下归属的哲学争执，而被推搡到究竟是建构现代国家形态，还是维持传统帝制的危险境地。然而在“帝力于我何有哉” 的传统中国，普通民众对国家处境几无知觉，国家建构可悲地成为精英们的战场。在族群与国家、改良与革命、权力与权利之间，精英们纠缠不清，国家建构就此陷入一团乱麻的状态。终于，中国人看到了后发外生的现代建国之终南捷径：以党建国。党建国家与党治国家，成为整个20 世纪中国建国、治国的主调。党建国家实现了国家的独立，这是它不可抹杀的贡献；党治国家促成了发展的奇迹，这是它得到肯定的理由。但政党国家是革命建国的特殊产物，它只能在革命的氛围中延续。一旦国家进入持续的建设状态，政党国家的运势就不可避免地发生转变，这就此注定它必须因时顺势，以改革开辟未来。

　　一、皇权、党权与国家

　　在帝制中国，姓族与国家是直接等同的。这是家国同构的国家结构在制度上的体现。家国同构，具有两个相关的涵项：一是在家庭这个私人单位通向国家这个政治组织的自然承接关系上，“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 二是在国家基本制度的安排中，姓族统治国家，“非刘氏而王者，若无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诛之”［1］(P801)。前者是家国同构的精神基础和社会土壤；后者是国家制度的基本安排和要领。在国家的权力结构中，存在着一个足以支配国家的超级权力，这就是皇权。“帝在国上”是帝制中国权力体系的起点和终点。就起点上看，皇帝提供给国家权力体系以绝对的支撑点。“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2］(P335) 不是这样的建构，国家就不足以统一起来；即使统一，也找不到统一于何处的权力来源。就终点看，皇权的维持成为国家延续的前提条件，因此皇权的重要性在国家现实权力的直接重要性之上，这是国家权力的归宿所注定的事情。因此，皇权是高于国家的。从更为广阔的角度看，帝制中国的皇权并不是不受制约的权力形式，皇权不仅受到天意的制约，而且受到以下三个方面的限制：一方面的限制是来自于自然的力量。“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3］(P176)另一方面的限制是来自于德性的力量。“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4］(P334)再一方面的限制则来自民意的力量。“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4］(P199) 在这样的帝制国家建构理念中，皇权是轴心，但皇权之上，尚有天则；皇权之下，则有民意。似乎皇权受到了严格限制，从帝制国家的皇权总体结构上看，这样的断定是完全成立的。

　　但对帝制中国制度的有效运转而言，皇权则成为不能挑战的核心。按照帝制中国的基本制度演进，汉制成为此后历朝历代制度的典范，由于“汉承秦制”，秦制便成为帝制中国的最初范本。秦的基本制度原则是，“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5］(P258) 这一原则，一贯至明朝，可谓整个帝制中国的基本制度精神，“每断大事，决大疑，臣下唯面奏取旨”。［6］

　　可见，在帝制中国的权力体系中，观念层面上皇权虽然本不是最高的权力形式，但运行中的皇权则被拔高到一切权力形式之上。这是帝制中国的国家建设最为重要的方式之一。围绕这一核心，完整理解帝制中国的国家建构，人们须准确把握住三个要点：其一，在国家原生结构上，以其自然血缘关系的延伸，帝制中国沿偱着家、国、天下的进路建构起来，家与天下构成对国的两端规定。其二，在国家权力结构上，遵循上天、万民、社稷和皇帝的下落程序。“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7］(P328) 就很好地反映了这样的德性化权力安排诉求。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仅仅是帝制中国关于权力结构的理想状态。其三，在国家权力的实际运行上，则行走在拔高皇权，以保证国家权力有效运行的进路上，此时，皇权专制就成为现实权力具体发生作用的方式。

　　何以在国家权力的实际运行中必须拔高皇权？ 因为皇权以外的一切权力来源、权力规则，都是无法落定为一套制度安排的，因此都是虚悬一格的，唯有皇权才是可以实际进入制度设计并予以保障的权力形式。在国家权力的实际操作上，必须经过一轮拔高皇权的过程，将皇权所代表的国家升级到姓族之上，国家才能浮现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权力结构。于是，拔高皇权，也就是拔高姓族，当然也就是拔高国家，三种拔高合而为一，保证了帝制中国姓族统治的制度理念确当。皇权实际地处于国家权力之上，构成帝制中国运转起来的前提。由此而及于现代，如何重新将国家拔高到姓族之上，就成为建构现代中国一个必须解决的决定性问题。这是姓族加族群构成的晚清政权，试图建构民族国家所必须完成的功课。但这对晚清那样的帝制中国建制，确实是难以依靠其内生动力完成的任务。原因很简单，爱新觉罗氏这样的姓族建立起来的清政权，首先需要整合满族的族群内部力量，以期形成整合族际关系的族群政治力量。这就不得不使爱新觉罗氏对付八旗子弟的不同权力要求，造成族内权力分享的困境。当爱新觉罗氏整合了满族力量，得以腾出手来对付族际关系时，手里剩余用于族际分享的权力资源就势必不多了。族内和族际关系政治关系的整合，说白了就是一个分享政治权力的问题。晚清政权在可分享权力处在左支右绌的境况中，确实难以提供族内与族际都渴求的国家权力。 权力资源的短缺，必然造成晚清政权无法突破族内与族际的权力屏障，进入一个平等分享权力的民族国家之宪制政局。

　　新生的民族国家一定需要成员认同的政治符号。由于皇帝丧失了内生转变的契机，因此，也就丧失了国家政治认同符号的价值。本来，新生的民族国家依托于足以建构民族国家的宪法，可以成功提供新生民族国家的政治认同符号。现今所谓宪政爱国主义( constitutional patriotism)，就是基于这样的政治状态浮现出来的政治理念。 以宪法建构起来的国家，将国家拔高到国民认同的高度、超越皇权且取代皇权。不过，在将民族国家拔高到皇权之上的时候，必定会逻辑地遭遇两种困境：一是走向国家主义，抽象崇拜国家，丧失成员长期认同国家的宪制基础；二是走向社会溃散的状态，失去整合国家力量、维持国家能力的土壤。这是两种相反相成的状态。前者引起人们对国家的狂热崇拜，但却无法将国家置于一个常态的宪政平台，崇拜的热情过后是无法秩序化的持续混乱。后者源自人们对建国不成的连续失望，甚至是对建国无以走向成功彼岸的绝望，因此私人生活的渴望支配了普通公众的生活，国家建构与公众欲求悖反运作，使国家失去社会根基。晚清后期与民国初期的中国政治走势，恰好沿着这样的轨迹演变。

　　当中国的现代建国遭遇政治动员严重不足的糟糕情况时，势必引发人们倾力思考并悉心解决国家建构的政治动员机制。正是在这样的思考和尝试中，致力于建国的政党组织浮现出来。专门从事建国的政党，不是现代政治学的政党理论所可以理解的、在国家立宪完成后经由选举进行权力争夺的规范政党，而是雄心勃勃地缚住国家巨龙的、全能且超级的政治组织。这样的政党组织，志不在国家之下通过党际竞争获得阶段性执掌国家权力的机会，而是要借助政党力量建构一个服从自己政治意志的国家结构。因此，它必须将组织地位拔高到国家之上，但却又以建国和治国为直接目的。这中间存在着一种引人瞩目的比较性特征，那就是现代立宪民主国家中的政党，绝对不可能僭越到建国的地位；只有那些力图捕获国家、即旨在通过建党的方式而从事建国的政党，才可能有这样的雄心壮志。这样，另一重涉及到中国现代建国的拔高问题凸显而出：政党将自己拔高到国家之上。“党在国上”由此成为国家建构的核心命题，党权成为国权的象征，成为僭越主权的主权者。

　　二、以先觉觉后觉：以党建国的定势

　　致力于建国的政党要实现将自己拔高到国家之上，以至于凭借政党政治意志建构起一个国家，必须兑现帝制中国转向民族国家时未能实现的三个目标：一是凸显现代建国的主体，从而为国家建构提供主体条件。二是建构起现代国家的制度体系，借此为国家建构提供支撑框架。三是通过自觉推动的政治变迁，促使旧制度向新国家演进。仅其第一方面，便已成为所有现代建国的国家的一个共同难题。因为在旧制度之下，一切政治行为主体都围绕君权行动。一方面，确实具有“屈君伸天”对君权的限制———在西方是通过教权与皇权之争来体现，在中国则通过天理、王道的德性限制来作用，但君权之实际的政治运作还是政治共同体成员表达认同的对象。另一方面，在现代建国的处境中，最为关键的就是凸显各具权利的公民个人对国家的关系。这势必要求一切建构现代国家的政治共同体，一要能够伸张不同于君权中行为者的政治主体，二要能够划分出与君权时代相异的政治主体的界限。在现代建国的过程中，基本都能划分出传统与现代的界限，但这是不是能够凸显个人与国家的新型建国关系，就千差万别了。成功地以新兴的个人主体为基础建构国家法则，则国家与个人的关系就支撑起现代国家的大厦， 反之建构起来的国家之现代品质就缺乏保证。至于第二个方面，需要致力建构现代国家的政治行为者累进性地集聚制度资源，首先搭建国家的基本制度架构，这就是一个国家建构(state construction) 功夫，其次需要国家的一切成员努力累积各种细节性的制度资源，从而为国家建设( state building) 添砖加瓦。切不可将国家建构与国家建设混为一谈。第三方面涉及现代建国的新旧更替问题，旧制度与新国家之间的链接过紧，不利于现代国家从旧制度当中脱颖而出；新国家诞生过速，将丧失旧制度中仍然有效供给秩序的精华。因此，需要建国者们巧妙平衡、有效甄别。

　　在中国，帝制晚期试图经由君主立宪的方式转进到现代国家失败以后，传统与现代的界限就鲜明地刻画出来了。但现代国家的个人主体一直隐而不彰。致力于建国的政党，继续将个人隐去，但以强有力的政党组织替代个人，作为国家建构的主体力量。这就有一个将政党主体凸显出来，并将之提升到国家建构之上的问题。

　　凸显政党主体，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打消个人主体与现代建国的关联；二是突出政党建国的全面优势。就前者来讲，孙中山以大自由和小自由的关系加以解决。他指出，用民族主义动员建国，旨在争取国家的自由，因此必须限制个人的自由。中国建构现代国家的进程中，一直排斥自由，寻求无自由的平等，一直以国家力量压制社会诉求，这使中国的现代建国得到了元规则式的规定。就后者而言，政党的政治意志在克制了党内个人意志之后，切实成为国家建构的强大动力。中国甫建立现代形式的政党组织，就未能将政党约束在国家之下，因此也就注定了旨在捕获国家的政党不可能是以法律精神规范起来的政治组织，而只能是以政治意志自我约束并将国家置于政治意志之下的超强政治机制。政党组织之所以能够上升为这样的政治组织，一者依靠政党组织占据的政治－ 道德高位，二者依赖于政党组织强有力的纪律约束体制。比较起来，前者是激励性的，后者是惩罚性的。前者的宗旨在中国初创政党的领袖人物那里，得到来自两个向度的明确阐述。一方面，以往的一切政党都在被指责之列，原因就是因为他们都处在道德的低位上。另一方面，在中国建构现代国家必须要有一个占居道德高位的政党的情况下，就只有那些真正站在道德高位的政党，才足以建构现代国家。这样的政党之所能够占居道德高位，最重要的就是“代表人民”，也就是孙中山所说的，“所谓吾党本身力量者，即人民之心力是也。吾党从今以后，要以人民之心力为吾党之力量，要用人民之心力以奋斗”［8］(P430)。只要代表人民意志，那就无往而不胜。

　　就后者而论，一个强有力的政党建制的效用，是在政党组织严厉的党内规则甚至是党内惩戒中得到贯彻的。恰如孙中山指出的，致力于建国的政党，“党纲章程之草定，务求主义详明，政策切实，而符民众所渴望。而于组织训练之点，则务求上下逮通，有指臂之用；分子淘汰，去恶留良。吾党奋斗之成功，将系乎此”［8］(P430)。这里所谓“主义之鲜明”，就是指意识形态上的敌我界限之清晰明白，这容易用来激发党员的奉献精神，刺激群众的热情投入；所谓“上下逮通”，就是指下级对上级的忠诚与服从，从而使政党领袖的指令顺利下贯；所谓“去恶留良”，就是指毫不容情地淘汰曾经的同志、当下的异己，以便保证政党队伍的纯洁———这一纯洁，不仅是指党内同志对党的道德高位的信仰，也是指党内同志对政党领袖的政治忠诚。这对一个致力于建构现代中国的超级政党来说，绝对是一件不容小觑的事情。此后致力建国的超级政党，即使在技巧上远远胜于孙中山，但在维持组织的路向上，则绝对在他的政党设计思路之中。一个致力于以党建国的政党，在其党史上不间断的整党与清党行动，不外是这一思路的产物。

　　二是以政党代表国族的方式，为新生国家提供“社会”机制。孙中山为建构现代国家的精神基础而提出的三民主义，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个系统完整的国家哲学体系。三民主义首倡的是民族主义。这从形式上给予以党建国者以民族主义的正当性，让其具备了进行民族政治动员的政治理由。三民主义乃是一种以国家意识形态形式出现的政党意识形态而已。一方面，“三民主义就是救国主义”，［9］(P184) 也就是说三民主义是引导建构现代中国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三民主义是要落实意识形态建国，也就是以党建国的政党宗旨。再一方面，三民主义就是一种政治动员手段，“吾党所须者，是在革命精神。吾等对于三民主义应当有坚决的信仰，要使吾等皆愿意为主义而牺牲，为主义而奋斗”［9］(P435)。结果，整个民族所有成员的共同建国，就此成为一个超级政党的组织成员主导的事情。民族、政党与国家的关系，也就从现代意义上的民族－ 国家组合、政党处于相对低位状态的结构，演变为政党－ 国家组合、民族反而处于绝对低位状态的结构。［10］相应地，现代建国的社会广泛动员，也就成为少数先知先觉的政党成员对后知后觉的社会公众的宣传、动员过程。民族主义不可避免地成为政党实现其组织目标的政治工具。民族－ 国家的建国目标，就此服从于政党组织捕获国家的次级目标，完全服务于政党的政治需求。

　　三是以政党的严密组织建制，为国家建立规矩，党的基本章程成为国家的高级法，而国家的宪法接受党的基本章程的约束。这样的安排，在制度上保证了党权高于国权，从而为政党国家的建构提供了基本制度框架。这样的国家结构，奠基于国民党的改组，成型于中国共产党的建国。中国国民党在1924 年改组前，并不是一个希望实现以党建国的超级政党，而是一个努力吸纳党员、志在通过军事手段谋求建国的现代政党雏形。努力吸纳党员，就是还存有党际竞争的政治心理；看重军事手段，意味着政党还没有确定全能政党形态，还是有限的现代政党定位。但在1924 年国民党改组时，孙中山明确表达了将国民党塑造成为全能、超级政党的意图。以往，中国国民党的组建，不过是要推动“革命建国”；而现在，中国国民党不仅要建国，更为重要的是要“改造国家”。这是一个重大变化：国民党从一个追求有限政治目标的政党，演变为全面改造国家的全能政党。“从今天起，要把以前的革命精神恢复起来，把国民党改组。这都是由于我们知道要改造国家，非有很大力量的政党，是做不成功的；非有很正确共同的目标，不能够改造得好的。”据此他将整党与建国直接勾连起来，“此次改组国民党，有两件事：第一件是改组国民党，要把国民党再来组织成一个有力量有具体的政党。第二件就是用政党的力量去改造国家……大家团结起来，为党为国，同一目标，同一步骤，象这样做去，才可以成功。政党中最紧要的事是使各位党员有一种精神结合。要各位党员能够精神上结合，第一要牺牲自由，第二要贡献能力。本党以前的失败，是各位党员有自由，全党无自由；各位党员有能力，全党无能力。中国国民党之所以失败，就是这个原因。我们今日改组便先要除去这个毛病”［9］(PP96-98)。这段论述，将政党国家的政党组织方式和治党与建国关系清晰地呈现给人们。一方面，要想治国必以建国为前提，而要想建国必以建党为要领；另一方面，要想建立足以建国与治国的超级政党，必以成员对于组织的绝对忠诚和热忱奉献为条件。

　　以党建国以党在国上为前提。但要在建国之前建立起足以建国的超级政党，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方面，需要确立起建构超级政党的架构及其组织原则；另一方面，需要建立起运用政党力量动员社会的政治运作机制。就前者来讲，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就是为了确立起国民党能够捕获国家的超级政党机制，而他悉心刊布的三民主义，就是为了给超级政党以意识形态的强大支持。超级政党的政治理念建构，就是对现代意识形态的建构；超级政党的组织建构，就是一个理想化组织机制。这两者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只有两者紧密联系起来，才足以支撑超级政党从事的建国事业。就后者论，即就政党动员国家建构的过程而言，是一个以先觉觉后觉的过程，其实也就是一个政党的宣传功夫。中国建构现代国家之走向政党国家的一端，就此必然将国家建构的主体划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自觉认识到国家从帝国走向现代国家的、致力于建立新型国家的政党组织成员、尤其是政党领袖；另一部分是对国家转型缺乏起码知觉的广大民众。比较起来，这两部分人，前者是中国的极少数，构成一幅与维护帝制中国的权势集团殊死搏斗的政治画面；后者是中国的大多数，即使对现实生活处境感到不满甚至是绝望，但基本上意识不到是由于国家转型引发的种种问题所导致。孙中山在阐述三民主义的时候，明确这种划分的极端重要性。他说，人类有三种人，一是先知先觉者，这种人绝顶聪明，知晓许多道理，能够做出事业；二是后知后觉者，这种人的特点是跟随模仿；第三种人是不知不觉者，这类人需要有人指教，但基本无法明白道理，只能促其行动。尽管孙中山对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与不知不觉三种人似乎平等对待，但很显然的是，他对先知先觉的人所寄寓的期望，远远高于后两者，而且他本人就是以先知先觉者自居的。对建国过程中政治人群的这种划分，为此后承继以党建国和以党治国的政党所忠实秉行。

　　孙中山的先觉与后觉之分，不是国家这一政治共同体成员地位高低之分，而是自觉建国任务的时间先后、觉悟高低之分。先觉，具有个人先觉、组织先觉之分，这与现代政党建构，以及与之相关的现代国家建构有紧密联系。个人先觉者，就是叱咤风云的领袖人物；组织先觉者，就是引领组织运转作用的人。从个人递进到组织，形成了个人政治宏大志向向组织建构的提升；从组织递归于个人，形成了组织成员对组织领袖的个人忠诚，保证了组织意志的高度统一。至于后觉，可以将之区分为相对后觉和绝对后觉的差异。相对后觉者是致力于建国与治国的新型政党组织得以成功动员起来的对象；绝对后觉者，就是不知不觉者，即使经过三番五次的政治动员，也难以动摇其既定的政治习性，而只能尾随性地投入到危险的国家建构进程之中。以先觉觉后觉，就此形成一种掀动国家现代转型浪潮的动力机制。其间，两种基本预设是勿需多言的，其一，民众的不知不觉需要先知先觉去促使其觉醒。“到了民国，人们本是主人，应该有权监督他们的，但是初次脱去奴隶的地位，忽然升到主人的地位，还不知道怎样做主人的方法，实行民权。所以他们便目无主人，胡行乱为。革命成功，创造民国，原是先知先觉奋斗出来的，普通人民还不知其所以然。……人们的天性，本来没有蜜蜂和蚂蚁的天生长处，所以能够变好的原因，多半是由于学习，普通人要学习，便是因为不知。”［8］(PP571-572)正是基于这样的预设，其二，以先觉觉后觉的过程，其实就是超级政党对全民施加意识形态宣传的过程。“先知先觉的人要他们知，便应该去教，教便是宣传。……改革国家，并不是要把所有的江山都要改变。……只要改造人心，除去人们的旧思想，另外换成一种新思想，这便是国家的基础革新。国家有了新基础，那么好像新屋一样，只要屋基筑成，以后做墙上梁，还有什么大困难？”［8］(P572) 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就此成为一场宣传战。这也是政党国家建国宗旨的体现，是其国家实质结构的基本规定性。

　　以先觉觉后觉，具有先觉者促使后觉者觉醒的两种基本路径：一是思想上的动员，二是组织上的促进。前者依赖于政党意识形态的宣传，后者仰仗政党组织的高效运转。三民主义就是为思想上的动员而提出的意识形态体系。而借助于国民党的政党机制启动的宣传教育运动，则是组织化的以先决觉后觉的社会政治运动。只是由于中国国民党的这一政党国家建构定位来得太晚，因此还没有能够完全付诸实施，对国民党最具有控制能力的孙中山就逝世了，这使其丧失了成为严格意义上的全能、超级政党的机会。后起的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建党，就定位在严格意义上的列宁主义政党，也就是孙中山意义上的志在建国和治国的全能政党。在共产国际输出革命的国际背景中，中国共产党建构政党国家可谓后发先至，不仅在以意识形态整合全民的国家意识上远远超过国民党，而且在政党组织的建构上绝对胜于国民党，党军、党国与党政的三合一结构成功建构起来以后，不仅保证了在党际竞争中战胜国民党，而且顺利地捕获国家，终于完成了以先觉觉后觉的、改造人们思想并接受党的主义的政党国家建构。

　　三、政党国家的兴盛奇迹

　　在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接力似的政党国家建构努力中，20 世纪中国终于迈过了准政党国家和政党国家两个国家建构的门槛，踏入了政党国家的大门。政党国家就此成为20 世纪中国国家建构的落定形态。在1924 年，中国国民党花费巨大力气致力政党转型的时候，总设计师孙中山对政党国家还只有一种理论展望和纸上推演，终究中国国民党没有建立起全方位支配国家的政党国家。当其完成宪政转轨之时，国民党更是在政党轮替中成为相对规范意义的现代有限政党。而1921 年承接建构政党国家宗旨的后起之秀———中国共产党，仅仅经过不到30 年的努力，就将孙中山朦胧展望、初步实施的政党国家所具有的能量，发挥得淋漓尽致，真正让自己的政党稳定地居于国家之上，不仅成功捕获国家，而且成功扼制国家命运，建成世界上最富典范意义的政党国家。

　　在政党国家的建国进程中，当政党实际处于国家之上的时候，其对于国家建构的特殊意义就悉数体现出来，政党国家不同于民族国家的特质也就鲜明凸显：其一，致力于建国的政党取得了远远超越国家的政治权力，以至于可以有把握地捕获国家。 政党之得以成功捕获国家，不是因为国家特别需要这一政党的意识形态，而在于捕获国家的全能政党，不仅先于国家而成立，并且高于国家而运行。这就使国家进入了一个低于政党的存在层次。在政党国家中，已经捕获国家并占据道德高位的全能政党，并不需要太多的技术手段，就可以将国家严格约束在自己的政治意志之下。在中国建构现代国家的过程中，只要是志在建构政党国家的全能政党，无不重视两杆子———枪杆子与笔杆子，就显示出这样的国家形态并不是一种运行在规范的科层制度基础上的国家形式，而是运行在垄断性控制暴力和思想的基础上的独特国家结构。论者一般将党政关系列为分析政党国家的轴心，这完全是一种不得要领的进路。只有从党化军队和党化宣传上着手，才能理解这一国家结构的独特性。

　　其二，国家不再成为现代民族国家意义上的政治建制，国家被塑造成为一种政治理想或者说政治意识形态的工具性存在。不应将政党国家视为邪恶的产物，由此也不足以理解政党国家的实质。事实上，政党国家之成为全能、超级政党的政治工具，譬如在中国国民党那里呈现为体现民有、民治与民享精神的国民党的政治载体，在中国共产党那里呈现为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目标的一个阶段上的一个阶段上的政治寓居体。就是因为国家不再是一个所有成员获得保护的政治手段，而是成员得以趋近理想的

　　一个中介或桥梁。这自然就让人有理由将政党国家归入目的性国家行列，而无法将政党国家纳入工具型国家的队伍。不过稍加分析，问题可能就不会那么简单。由于政党国家将国家视为逼近理想的中介或桥梁，因此，国家的存在就丧失了德国浪漫主义者的、国家主义的顶礼膜拜。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政党国家体制中，由于强势确立了共产主义的、消灭国家的远大目标，国家建构本身并不是一个重要的根本目的问题。推动中国建立一个基于民族理念的现代国家，不过是掀动革命的法门而已，不过是共产主义国际革命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11］(P307) 之所以立于中国这块领土进行革命运动，不过是组织的地域便利所决定的事情。革命建国的三重目标，将建国的长远谋划切入以党建国的进程之中：革命首先是在国家范围内的国际组成部分，尽管革命有了地域限定，但革命的直接任务并不是建国，而是消灭剥削阶级。在消灭剥削阶级的革命进程中，国家为辨认消灭对象提供了参照，这是革命建国的直接任务。而革命建国的最终任务，是要超越所谓新民主主义革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最终实现消灭国家、“环球同此凉热”的共产主义目标。建立国家就是为了消灭国家，这就绝对限制了国家为自己聚集制度资源，国家职能因此也被严格束缚在远远高于国家的政党意识形态之下。

　　其三，国家的建构不再是一种单纯的政治转型或机制重建，而是一种政治动员或者说是政治教育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重要的问题不是催生秉持权利意识的公民，而是培养具有强烈道德感、也就是怀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新人。本来，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的和平转型，是一个宪政法治的累进性建构过程。像英国那样依赖自生自发秩序( the spontaneous order)建立起现代国家的扩展秩序的新兴国家，堪称典范。即使借助于革命手段建立现代国家形态的新生国家，大多也只是在承诺国家必要性与重要性的基础上，将专制的旧制度改变为现代国家的宪政民主新制度。政党国家与之迥异其趣。这样的国家形态，不再遵循从政治建国到法律治国的演进逻辑，而走上一条一以贯之地以革命方式打通建国与治国道路的特殊轨道。因此，政党国家成为无法落定在法治轨道、而只能疾驰在政治路径上的特殊国家。在革命建国的过程中，理论上已然自觉和成型的政党国家，借助革命领袖与革命政党的政治动员机制，通过一切办法坐实政党国家形态；革命建国成功之后，进入治理国家的阶段，政党国家毫无变化地仰仗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方式，从事政策决策和政策推行。于是，建国与治国以及国家治理中的政治决策与行政治理无法严格区分开来，政治化的举国体制成为政党国家独特的、政治化的国家治理模式不二之选。这就使政党国家显示出长久地处在建国状态而无法落定到治国状态的窘迫情景。

　　20 世纪中国先后出现的两个政党国家，同属于行使中国主权的主权者。尽管两个政党国家属于不同的主权者，但其差异性却不在主权的归属上，它们都享有“中国”主权下的政治体建构权，仅仅是主权行使者的组织归属不同而已。因此，国共两党分别建立的政党国家，完全可以容纳后者对前者的历史性取代。而且这样的取代，并不对国家主权构成颠覆。这也是今天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都声称代表“中国”的原因。围绕政党国家的主题，激发人们研究兴致的问题是，政党国家何以此起彼伏地成为中国建构现代国家的国家形态？ 如果不是对这样的国家形态怀抱先天敌视的话，一个基于政治史事实的答案便呼之欲出：政党国家确实是一种便捷地解决帝制中国向现代国家转变的恰当形式，而且它具有迅疾激活国家能量的巨大动力。如果说前者已经让两个政党国家的建构获得了证明的话，那么后者可以通过它们创造的发展奇迹得到进一步印证。

　　中国国民党创制的政党国家，凸显了两段辉煌的发展业绩：一是1927—1937 年展现的中国现代化的系统布局；二是1949 年退居台湾后、作为亚洲四小龙的发展成就。就前者看，中华民国在其成立十余年之后，终于由国民党一统江山，终结了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的政治乱局，开启了十年相对稳定的现代发展历史。是时，国民政府围绕八项工作，推进经济发展———提倡征工、振兴农业、鼓励垦牧、调节消费、振兴工业、开发矿业、流畅货运、调整金融。“当时的中国，有三种基本的变迁，是对经济建设有帮助作用的：其一，在金融方面，币制归于统一，纸币逐渐建立，政府且改良财政制度，从强化间接税的征收、收回海关控制权、和建立预算制度着手。其二，在技术方面，国民政府寻求国联的帮助，交通和运输设备的建设相当成功。其三，在社会方面，政府尽量恢复社会秩序，使社会大众能够贡献于经济建设。”［12］(P498) 就后者论，国民党偏安台湾一隅之后，仍然延续着某种非国家、但独立的政治体命运。因此，政党国家的运行逻辑在台湾仍然顽强地作用着。截至20 世纪80 年代，台湾的“中华民国”实施了一系列的政党国家改革举措。在50 年代的土地制度改革之后，六七十年代致力发展经济、80 年代终于成为亚洲“四小龙”，再造一波政党国家的发展奇迹。经济奇迹催生出政治奇迹，80 年代后期出现的民主政治转型，终于终结了政党国家体制，让“中华民国”成为了比较规范意义上的现代“国家” 。台湾经验表明，政党国家创造经济奇迹不是什么令人意外的事情。这是因为政党国家以统制经济的方式，可以促进经济资源的高效权力配置，从而促成经济的迅速发展；同时，政党国家的政治逻辑与经济逻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分离，只要控制国家的政党足以在总体上控制经济，它就可以偏离政治的强控轨道，给经济发展留下一定空间；再者，政党国家自身是一个意图长期控制权力的国家形态，因此，它会在学习的状态中不断调整其统治国家的策略，在经济任务凸显之际，顺应其发展需求，以免政权出现难以克服的危机。

　　在中国大陆。1949 年中国共产党成功建立起自己的政党国家以后，至少取得了国家建构的两个奇迹：一是国家的政治统一奇迹，二是国家经济崛起的奇迹。前一个是近代以来中国政治上重新实现大一统的奇迹。中国建构现代国家的政治追求终于以统一国家的重建告一段落。这使国家对于领土范围的有效统治达到空前的高度，是晚清、中国国民党都未能坐实的政治局面。就后一个奇迹来看，中国共产党在走到政治上以阶级斗争方式维护统一国家并建构共产主义集权体制的极端以后，势必发生历史性反拨。1978 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将聚焦于政治的治国模式转变为聚精会神发展经济的模式。经过“杀出一条血路来”的艰难尝试，到90 年代中期，成功闯出一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并在21 世纪初期，实现了GDP 跻身世界前二的增长奇迹。这期间，中国大陆近30 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持续维持在10% 左右。诚如研究者指出的，“最近20 年的经济快速增长和具有继续快速增长的能力与内外部条件，为中国再次成为世界上最强盛的经济之一带来的希望。事实上，中国这头沉睡了数百年的‘雄狮’正在觉醒，并有可能在下世纪初叶再次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13］(P11) 这是中共创制的政党国家所凸显的经济发展奇迹，再次证明政党国家与经济发展并不直接冲突，而且能构成二者相互促进的正相关关系。这对唯有民主政体才能促进经济发展的政治理论论说绝对是一种挑战。

　　现代中国的两个政党国家形态，各自在自己的延续历史上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其中的缘由自然是复杂的了。但无可否认的是，在中国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的过程中，政党国家确实发挥了推动政党国家建构的政治领袖们所期待的巨大作用：“以党建国”在政治上促使国家迅速统一，“以党治国”在经济上促使国家经济总量疾速增长。尽管前者为后者提供前提，后者为前者提供支持。但两者的区分并不严格，以至于勿需区分为“以党建国”和“以党治国”两个国家面相。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继起，证明了政党国家对中国建构现代国家的正当性。确实，政党国家之成为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主流形式，具有内外两方面的强大理由：

　　从政治史的角度看，两相比较，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建构的两个政党国家，各自具有自己建构相应政体的特殊之处。就中国国民党建构的政党国家———中华民国而言，军政、训政与宪政的建国与治国递进路线，贯穿着一条将国民党改造成为富有理想和献身精神的政治实体的图谋。就中国共产党建构的政党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来看，举国体制、群众运动、战争经验、党治依托，构成中国共产党动员整个国家的政治力量所必不可少的四大支柱。即使在推进现代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中共也是以高度的革命战争动员方式实现其推动经济增长目的的。不管怎么说，中国的两个政党国家形态都创造了推进国家经济迅速增长的奇迹。这是自晚清以来，中国人亟盼国家统一、强盛的内部动力给政党国家以最大动力所造成的结果，也是政党国家呼应国家建构需要的组织适应结果，这是一种积极的双向互动成就。

　　从国际环境看，20 世纪中叶是政党国家最为兴盛的时期。恰当此时，曾经兴盛的资本主义国家，陷入了一个长时段的调整时期。一个走向繁荣的政党国家世界，与一个走向衰退的资本主义世界，正好在冷战的相互对峙中，呈现出两种明显不同的国家状态。社会主义的政党国家形式，在这一时期创造了国家发展的奇迹：原生的政党国家苏联，以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实现了资本主义国家数以百年才能实现的工业化目标。［14］(PP243-246) 即使是落后的东方后发型政党国家，也以社会主义的国家权力高度集中凸显出一个国家统一、兴旺发达的进步状态。这是同一时期资本主义国家所不可期待的国家状态。［15］(P78) 这无疑给中国政党国家的建构与维续以巨大的鼓励和现实的支持。

　　四、盛衰之间：政党国家的发展趋势

　　苏东以及其他社会主义政党国家创造了世界现代史上的政治奇迹，并且在迅速创制政党国家的政治奇迹之后，创造了推动国家经济迅速腾飞的经济奇迹。社会主义的政党国家一经创制，便与此前已经创制的民族国家相形而在。规范的民族国家，不仅体现为一个国族的权力体系建构，而且在国家基本制度的安排上，表现为对国内公民权益的宪政民主保护、对外抗御国家的敌人的双重动能。社会主义国家与此迥异其趣：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是一种极为特殊的现代国家形式，它是一种借重现代国家躯壳而力求消灭这一机体的去国家建制，这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带来目前任务与长期任务的对峙性。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是一种旨在消灭国家的国家建构，因此它对通行的国家建制，诸如自由、民主、平等、宪政、法治，欲取而弃之。欲取的原因是，社会主义国家在一定时期还无法完全脱开既有的现代国家制度安排模式，否则国家的基本秩序就得不到保障；必弃的原因是，这些既成的制度都是社会主义国家认定的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的罪恶制度，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创制全新的制度形式，才足以实现社会主义政党国家的政治目标。可见，社会主义的政党国家一旦降生，就面临着一个在“新”、“旧”制度之间进行选择与调适的难题。

　　社会主义政党国家与资本主义民族国家之间的竞合关系(competition-cooperation relation)就此确立。在社会主义政党国家创制的初期，由于执掌国家权力的全能政党运用宣传方式刺激起整个社会的强烈政治激情，国家认同问题似乎得到了强于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解决。因此，尽管社会主义国家处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状态，但却表现出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气象：一种建立起人民政权、推动国家展现疾速发展并迅速崛起的气象。在社会主义国家的阵营内部，基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而自认比资本主义制度优长的自我肯定氛围非常浓厚，以为在政治、经济与社会诸方面，社会主义政党国家的竞争力似乎都强于资本主义的民族国家。这样的态势，对长期生活在资本主义民族国家中的、发愿为底层社会代言的人们，尤其具有明显的吸引力。 不过这样的景象未能长期延续。20 世纪50 至60 年代是两种制度在冷战的处境中互争短长的关键岁月。两者相互竞争的结果是：资本主义国家经过五六十年代的调整之后，进入到战后的长波发展；而社会主义政党国家囿于以政治暴力维持僵化的国家状态，在五六十年代扼制了改革的生机。尽管这一期间社会主义政党国家也走向了自我调整的艰难过程，但却没有打通“以党治国”的长期通道，逐渐走向了一个国家治理的死胡同。这一时期苏东社会主义政党国家的经济改革艰难而曲折，改革的收效不足以抵偿制度绩效的急遽下降。因为在复杂的现代政治经济条件下，经济的绩效逻辑并不围绕政治的集权逻辑而产生相应变化。在一个相对短暂的时限内，以党建国激发的政治热情可以发挥激活国家范围内的发展激情的效用，但这样的情绪性发展动力不可能维持长久。以党治国那种依靠党的政治意志控制和使用国家资源的方式，必定是一种高成本、低收益的治国方式。在这种治国模式中，制造短暂的奇迹是容易的，但维持长久的经济发展是困难的。社会主义可不可能在创造政治奇迹连带的经济奇迹，在其政治连带效应衰变之后，再创造出经济奇迹呢？ 苏东给出的回答是不可能。

　　中国的政党国家似乎是个例外。中国的政党国家情形较为特殊，其特殊性体现在，一方面是政党国家政治实体独一无二地的继起性。这就是中国国民党建构的政党国家与中国共产党建构的政党国家，展现出的党国主权转移。这是苏东社会主义政党国家没有经历的政党国家重建或修复过程，它给中国调整政党国家的结构－ 功能提供了契机。另一方面是两个政党国家政治实体在同一个声称主权之下展开竞争，从而为政党国家的转变提供了外部竞争动力，这也是苏东社会主义政党国家所没有的经历。再一方面是中国的两个政党国家作为模仿性建国的产物，［16］(PP201-209) 总是在模仿和创新之间探寻，因此存在相当的调适空间。相比较而言，中国国民党对政党国家进行调适的余地，又大于中国共产党建构的政党国家。原因很简单，中国国民党创党之时，仅仅期待以党治国，对政党独占国家资源、进而对政党捕获国家并不抱一种决绝的态度。只是在孙中山羡慕俄国以党建国、以党治国高绩效的功利心态下，才转向以党建国，即建设政党捕获国家的新型政党形态。这就使得中国国民党的政党国家理论准备与实践决断存在短板。正是这样的短板，为中国国民党创制的政党国家向宪政民主国家的转型，提供了契机。中国共产党创制的政党国家，一开始就奠立在列宁主义政党国家理论基础上，因此对政党捕获国家做好了充分的理论与实践准备。在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共产党建构的政党国家是更为严格的政党国家形态。这为中国共产党以党建国家、党治国家的方式成功捕获国家，奠立了更为坚实的政治理论基础和国家运行准则。

　　犹如前述，中国的两个政党国家政治实体，均创造出了国家建构与发展的奇迹。但其长程的演进轨迹，到晚近阶段出现了重大的分流：中国国民党创制的政党国家在转向市场经济之后，走上了宪政民主的发展轨道。中国共产党创制的政党国家，在经历了从高绩效的计划经济及其衰变、采纳市场经济的经济发展方式、创造出一波国内生产总值高速增长的经济奇迹之后，处在一个国家政体选择的十字路口。这与苏东社会主义政党国家的演进轨迹大为不同。如果说苏东社会主义政党国家最后以国家崩溃告终的话，中国的两个政党国家政治实体，一个已经成功转型为宪政民主政体，一个仍然展现着政党国家转型的余地。如果说中国国民党创制的政党国家本身就是一个半拉子政党国家，因此不能用来证明严格意义上的政党国家的发展演进状态的话，那么中国共产党创制的政党国家，确实呈现出与苏东政党国家不同的国家演进轨迹：这自然与前面提到的中共只是模仿性建构政党国家的国家建构处境有关，当然也与中国共产党实用主义的统治策略紧密相关。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学习型政党，它对自己建立的政党国家之前途命运的关注，远远胜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与实践命运的关注，这就是它足以在政党国家创造出政治奇迹以及连带的经济奇迹终结之后，克服政治衰变，转变政治策略，转而学习其他具有示范意义的国家经验，又创造出了政治权威下降情况下的经济奇迹的原因。这从两个方面体现出政党国家的生命力，一是学习型政党国家具有超过人们想象的政治调适余地。二是政党国家在捕获国家的进路上，可以从全能控制演变为局部控制的状态，因此给自己留下相当大的让渡权益的权变空间。

　　从中国建构现代国家的历史过程来看，政党国家不是中国建构现代国家的预期果实，而是民族国家建构不顺情况下的变通产物。其间出现变通的原因，就是中国建构现代国家的紧迫感和效率性的急促压迫。这注定了政党国家必须在紧张的结果呈现和紧迫的效率要求中显示其建国效果。毫无疑问，政党国家以强有力的政治组织建制，适应了急迫的建构需要。因此它是顺势而生的国家结构。与此同时，由于帝制中国的衰败，源于其制度绩效的明显衰减，要想从帝制中国成功转变为现代国家，中国必须在政治上重建国家的前提条件下，寻求支持经济发展的现代方式。于是，新生国家必须展现推动国家经济走出小农经济形态、走向现代市场经济的动能。国家的政治经济需求，与政党国家可以提供的政治建国与经济腾飞可能，相互扣合，因此推高了政党国家战胜其他国家形式而成为中国建构现代国家的主流形式的预期。在一个对建国缺乏成员普遍自觉，即使是社会的某个重要阶层对之也表现得无动于衷的情况下，政党作为一个人为建构起来但却明确自己要完成的建国任务，甚至是要达成超越国家、消除剥削的乌托邦奇迹的强有力组织，便自己赋予自己以极高的政治预期和道德责任。这一旨在建构甚至是超越国家的政党组织，极易通过它的强有力的向心组织，创造建国和治国奇迹。这不是一个单纯对中国建构现代国家有效的断言，对于所有后发国家建构现代国家并追求国家迅疾富强的民族来说，似乎都具有说服力：苏东、亚洲社会主义政党国家不用说，德国、意大利的经验也为人们熟知。即便是在当下，南美倾向于社会主义的那些国家，譬如玻利维亚和委内瑞拉等国也不例外。

　　由上可见，政党国家的建构与治理，是一个完全不同于规范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建构与治理的特殊结构。从国家建构的角度看，政党国家是革命建国的产物。一般来说，革命建国本是现代建国的常态。 英国1640 年革命开创了现代国家政体建构的历史，1688 年的光荣革命落定了现代的君主立宪国家形态。英国革命建国之前绵长的现代演进，使之不具有示范天下的普遍意义。1789 年的法国革命真正开创了革命建国的现代历史。这场革命不仅高扬“自由、平等、博爱”的现代革命建国理念大旗，而且通过急风暴雨式的流血革命，建立起现代国家体系。法国革命远远比此前的英国、美国革命对后发国家的国家建构具有示范效应。俄国的革命建国、中国的革命建国，均可以在法国革命建国那里获得某种解释。不过，革命建国的分流而行似乎较少引起人们的注意。如果说法国革命之前的一切革命建国都是一种相对有限的国家权力变更和转移的话，那么此后由俄国、中国演练的革命建国，已经将法国革命建国试图包办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的企图完全推向了一场荡涤旧世界的全面革命。更为关键的是，俄中两国的革命，都是由旨在建国并捕获国家的全能政党所主导的，革命伊始，就走上了以建构现代国家而消灭国家的独特道路。这是现代革命建国的决定性分流标志。因为俄中这样的革命建国，不再以国家权力的分权制衡建制为建国任务，而以先进阶级掌握国家权力为基本旨归，领导国家建构的政党成为先进阶级的代表，全面掌控了所有国家权力。国家就此顺服于政党的政治意志，一切社会组织无法再取得与捕获国家的政党的平等政治地位，一切普通社会成员也同样无法取得全能超级政党成员的平等政治身份。在先进与落后的关系结构中建立起来的政治架构下，只要全能、超级政党试图达到什么治国目标，国家就会不计一切代价去实现政党的治国目标；一旦全能、超级政党丧失政治斗志，那么国家也就陷入停滞状态；假如对国家全权指使的政党自身出现危机，那么国家就顷刻陷入灾变之中。这样的政治运行结构，注定了一种起伏跌宕的政治状态。

　　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看，政党国家的治国基本方式就是以党治国。以党治国，不仅体现为政党的政治意志是治国的最高与最权威的意志，诸如法律意志、社会意志等均服从政治意志；而且体现为政党位居所有社会政治组织之上，由政党发出政治、行政指令，一切政治组织、行政组织与社会组织都成为政党组织指令的执行者；更加体现为全能、超级政党对资源的垄断性占有和独占性分配。在政党国家已经书写的国家历史上，正是依靠这样的治国方式，创造了国家发展的奇迹。以党治国总是将国家治理的资源运动式地集中投向某个需要体现其政治目标的领域或项目，因此总是能够创造国家治理的奇迹。就此而言，判断政党国家的前途与命运，不能够依据这一国家形式是不是可以创造奇迹，而在于它是不是能够一直维持其极高效率，并持续不衰地证明其国家效能。苏东的政党国家没有做到这一点，但中国共产党突破西方经济学一般的经济周期紧箍咒，维持了长达35 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显现了政党国家为一般人所未曾预期的长效治国能力。所谓“韧性威权主义”的命题，正是由此而来。 但韧性威权主义是不是具有长治久安的政治效能，则是一个需要继续观察的问题。假如中国共产党继续创造威权主义条件下的经济增长奇迹，那么人们就必须改写威权主义的转型判断；假如中国的政党国家无法延续其发展奇迹，那么威权主义的政党国家就必须复归现代宪政民主政治的正轨。当下中国现代国家治理的状态正在形成而尚未形成，还不足以使人对之做出结论性的判断。

　　但苏东政党国家的既成发展轨迹，则对政党国家总是在盛衰之间成波峰波谷的剧烈起伏状态予以结论性的证实。仅就苏联而言，三个五年计划完成国家工业化的发展奇迹，是至今社会主义国家尚未超越的经济奇迹。但此后苏联的发展就一直处于结构上停滞不前的状态。即便如此，哪怕是苏联的敌人当时也相信，苏联具有与美国一争短长的强大国家实力，并且绝对没有人设想过苏联的一夜崩溃。然而，苏联确实令人十分意外地从超级大国位置上迅速坠落下来，不管是它的可靠朋友还是长期敌人，至今还没有理解这样的崩溃究竟是如何造成的。对之的解释无奇不有，但几乎没有人从政党国家结构大起大落的运行状态上着手比较分析并给出苏联迅速崩溃的解释。突起的政党国家与规范的民族国家之间的命运，不决定于是不是建立了不同的国家形式，而决定于它是否超越革命建国并发现一条稳定支持国家发展的道路。如果两种国家形态仅仅具有形式上的差异的话，它们就不会出现运行上的实质区别。之所以很少出现民族国家的意外崩溃，而苏东这样的政党国家却极其意外地迅速崩解，似乎因为政党国家其实是一种难以解决国家长期稳定运行问题的国家结构，而只有民族国家落定在宪政民主的平台上之后，它才凸显了供给国家稳定秩序机制的方式。不过，跳出苏东政党国家范围之外，中国的政党国家所创造的奇迹，或许让人们改写这样的结论？！ 然而，能否超越现代国家建构的宪政民主轨道，有待实践中探索，而这决定于政党国家能否因时顺势，通过政治体制的创新，构建提供国家稳定秩序新机制，走出一条自己的稳定支持国家发展的政治发展道路来。